明清陕西商贸经济的枢纽和门户地位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三个经济”专题研究组

明清时期，陕西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区位优势以及政府出台“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经济政策机遇，借助其传统产业和区位优势，积极实行边境门户开放，围绕国内外贸易流通，输粟换引，贩茶边疆，在中国东西部经贸舞台上持续五百余年，开拓了区域经济新的局面，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陕西的枢纽和门户地位。

明清时期商贸交往的重要枢纽

明清时期，陕西是国家的地理枢纽。明代，陕西布政司所辖面积广大，管辖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等地。“明边重陕西”，根本原因就在于陕西东通晋豫，南连川鄂，西接西北诸省，北处北部边防。

（一）交通枢纽。为畅通政令，转输粮草，明政府特别重视陕西的交通枢纽地位，积极修整、拓宽境内驿路，主要有三条通道：第一，西安府至甘州（今甘肃张掖）的驿路。主干道自西安出发，经邠州(今彬州市)、长武、平凉西北行，过兰州、凉州直达甘州，是军粮西运的主要通道。第二，西安府至榆林卫的驿路。这条驿路是联系关中与陕北的重要交通线，自京兆驿北行，经三原、耀州(今铜川市耀州区)、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宜君、中部(今黄陵县)、鄜州(今富县)、甘泉到达延安府城，转东北经延川、清涧、绥德州、米脂至榆林卫，中间共置18个驿站，每隔七八十里即置一驿。第三，延绥长城沿线东西联系的通道。跨榆溪河，在长城内侧经保宁、波罗堡，溯芦河而上，过怀远(故址在今横山境内)、威武、清平、龙州转西行，历经镇靖、靖边、宁塞、柳树涧、旧安边、砖井、定边营(今定边县城)、盐场凡14营堡，直达宁夏花马池，路程大约660里。借助陕边军镇布防的需要，陕西境内驿站交通迅速发展，促成了关中与陕北交通道路的网络化。这些道路与军事需求密切相关，商贾亦游弋其间，贩盐贸布，成为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由此省内物流、跨省商贸乃至蒙汉边贸都得到了持续发展。

清代，重点发展关中与山西、河南商贸路线。除巩固汴洛至潼关道外，还重点强化由泾阳、三原走渭北同州府（今大荔境内）经大庆关过黄河的北路商贸支线。地处今大荔县东30里的大庆关成为这条商路上的重要关口。大庆关古为津蒲关，隔黄河与山西蒲州相峙，是山陕之间的商业枢纽。这条山陕商路在与西北贸易交往沟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庆关也因此与潼关、龙驹寨并称“陕西三关”。

另一条较重要的枢纽是开发利用渭河、汉江及丹江水运。渭河是关中地区最主要的通运航路，明清之际虽迂回流缓，无法四季通航，但关中与中原的商业往来仍借助渭河水运，尤其较大宗、笨重货品往往依赖这条水运航路。三河口成为这条商路上的重要水运关口，史载：“河口街属华阴管辖，在县东北，距城十五里……地为渭洛并流入黄之处,系航路出入之要津，浮渭而下之货，往时油酒木植最多，逆渭而上之货则炭盐两宗最为秦中所利赖。”此外，明清时期，湖南的茶叶、江南的标布从汉口经汉江大量流向陕西。随着汉口与陕西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汉江——丹江水运也越来越重要，而汉江、丹江险滩较多，阻碍航行，为此，政府多次组织人力对汉江、丹江等加以整治。

（二）货运枢纽。纵观历史，无论“口内通商”还是“口外通商”，陕西一直是货运枢纽，货物生产、收购、运输，三个环节，缺一不可。陕西具备这三个环节的全部需求，成为明清之际沟通南北货物集散加工转运之枢纽。陕西界连五省，地当要冲，是沟通腹地与西北、西南的交通要道，商贾众多，货物转输量庞大。鉴于此，1858年，陕西巡抚曾望颜遂仿照外省征收厘金的办法，开始在陕西创办厘金，在省城设立陕西厘金总局。厘金原系按货值抽收，但为便利起见，也按货物重量、件数等计征。泾阳县首先设卡征厘，日渐推广至沿边交界处所。东有同州、潼关、朝邑大庆关、华阴三河口、韩城芝川、商州龙驹寨；南有兴安、白河、紫阳、汉中、略阳、宁羌(今宁强)阳平关；西有凤翔、虢镇、长武；北有靖边宁条梁。厘金一般值百抽四五，收入较为可观，成为晚清陕西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据《陕西省志·大事记》载：1859年，陕西厘金收总数计银283559两；1897年，陕西厘金收入总数计银652177两；1902年，陕西厘金收入总数计银822776两。

棉花与棉布业。历史上关中地区平原广畴，水利发达，以关内膏腴之最而著称，是陕西的形胜之区。明清时期，陕西以关中平原雄厚的农业生产实力为依托，充分发挥道便费省的地域优势，成为沟通东南与西北、西南的重要商贸枢纽。

明政府于沿边各地设九边镇，其中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归陕西布政司管辖，史称陕边四镇。《全陕政要》记：每年四镇需布565133匹，棉花254538斤。陕西四镇棉布、棉花均靠外运，顾炎武著《日知录·纺织之利》载，明代“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较之江南产棉区更加昂贵。陕西本省棉花与布匹悉供四镇，每年仍有一半需求靠外运，运入最多要数江浙一带所产的“标布”。这种棉布买卖带动了陕西本地与东南地区的产品交换，军需促成陕商“南下”与“北上”的商业驱动，也带动了关中以及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朝入关后，西北战事平定，供应军旅的“标布”失去市场，但民用布匹的需求量却随着人口增加而递增。当时蚕桑业萎缩，棉花业逐渐兴起，至道光年间棉花取代桑蚕，已成为关中与陕南的主要经济作物。西安府、同州府所辖18县，有9县设有棉花行。地方志对此多有记载，如棉花“其种由外蕃入于关陕，西安府境多有之，土人织纺为业”。由于加工技术普及，棉布和棉纺业成为陕西民众衣着衣料的主体构成及家庭手工业的来源，出现以咸阳、三原县为中心的棉花、布匹贸易中心。

此外，清代西北疆域广阔，人口大量增加，加之当地纺织技术落后，经陕西西运的布匹、绸缎有增无减。关中逐渐成为布匹改装、染色与转运的枢纽中心。这些布匹大都产自湖北一带，经汉江至白河或龙驹寨后运抵关中，再行改装、染色，然后进入甘肃。

皮毛业。陕西自古地多“驴马牛羊旃袭筋骨”，而“陕之畜牧尤以北地为宜，天气高爽盛夏不炎，无疹疡疠疫之患，土山浅陇，不勤穑稼，或讹或寝，各适其宜，则北山各地固一天然牧场也”。由陕西西入甘陇，陇右地区农牧兼营：平凉府“地多牛马，易于畜牧”，静宁州（今静宁县）“农业颇勤，广于畜牧，能纺毡毯，喜养马”。凉州“以牧畜为生”，肃州“自贸市布皮而外，无他行旅”。而宁、青、蒙、藏等牧区，其马牛羊总数超过1000万头，其民“数牲畜多寡以对”，“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以匹，驰驱资用，无一不取给于牲畜”。

面对如此巨大的原材料市场，陕西依托硝制皮货技术优势，从甘、宁、青、蒙、藏等牧区贩运皮毛，在同州、泾阳、凤翔等地开展皮货加工，作为畜牧业与手工业联袂互补相结合的产物，“同州皮货”成为当时有名的品牌。经先进技术改造后，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这也为各地通过来料加工，凸显技术优势开辟了新的途径。

茶业。明清时期，陕西关中是西北的茶叶销售枢纽。泾阳成为西北茶叶贸易总汇之区，这里既是茶叶加工、装载中心，又是销行西北茶叶的集散、转运中心。据清《泾阳县志》载：“清雍正年间，泾邑系商贾辐辏之区。”当时泾阳境内有商号131家，其中经营茯砖茶的门店达86家，每家年产约300～500吨。一首描写陕西商人的《橐驼曲》如此写道：“草豆为刍又食盐，镇番人惯走骖醰；载来纸布茶棉货，卸到泾阳又肃甘”，大抵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真实。

药材业。明清时期，关中是西北药材外销东南各省的商品集散地和转运枢纽，既是药材再加工中心，也是转运与外销基地。药材作为出口量最大的货物之一，四川、甘肃、青海等地所产药材及陕西秦巴山区以及北山所产药材称“西口药材”。这些药材经过三原“转贩豫、晋、鄂、苏等处销售”。据统计，药材外销所占份额只在布匹之下。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药材大多聚集三原，然后分销全国各地。

烟草业。明清时期，泾阳县成为西北烟草集散地。当时烟草有两类：一类是湖广烟草业、湖南衡阳烟叶。另一类是兰州五泉山的水烟。当时因抽水烟是不少人的嗜好，于是一大批商人便将烟叶带来泾阳加工，这里很快成为西北最大的水烟集散基地，兰州水烟号称当时最好的水烟，经过泾阳行销全国各地。到了清末，运到泾阳的水烟年总量大约两万担，占到兰州水烟产量的三分之二。水烟由此远销东南，途经商州龙驹寨，转水运入汉江直至汉口，或销售，或从长江至江浙，而后遍及全国。

（三）金融枢纽。随着陕西商业经济的发展，频繁的商贸活动带动了货币流通，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金融业主要分布在泾阳、三原两县城，全省大的钱庄、典当、票号也都集中于此，因而造就了西北的金融枢纽，渭北及甘凉一带金银价格涨落皆以这里为准。

这一时期，陕商借助优越的枢纽位置创造了以泾阳、三原、西安等为中心覆盖陕西和整个西部的“双层次西部市场网络结构”：一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汉中、延安、榆林为纵坐标，覆盖陕西县镇的陕西市场网络结构；一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兰州、西宁、宁夏、新疆为次级市场，覆盖西北县镇的西北市场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促成了西部地区500年商贸经济的正常运转，从而带动了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动态发展，使陕西的兴衰关乎整个西北地区经济的兴衰变化。

明清时期西北贸易的重要门户

明清时期出于巩固西北边防门户的需要，陕西发扬“西北贾多秦人”的悠久经商传统，紧紧抓住政府在陕推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及清政府屡次平定西域实行的“随军贸易”政策，基于封建自然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全国民众对行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长途贩运角色的需要，陕西经济通过贩茶川湘、运布江浙、输盐川淮、销烟江南发展壮大起来。

（一）“食盐开中”的门户。为了固守西北，拱卫京师，明王朝把边防的重点放在西北，驻守数量庞大的边防军，仅“一岁刍粮数千百计”，国防后勤供应便成为中央政府高度关注的军国大政。明政府起初采取外方转输的“协饷”方法，户部“每年运江南储处折银十万两，河南大布十万匹前来凑用”。但危途转输，路远费繁，迫使明政府出台“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鼓励陕西商民将粮食输送到边关，换取经营“盐引”，然后到食盐产地“按引贩盐”，将盐政与边政捆绑在一起，用“盐政促边政”。

“食盐开中”的盐制改革，为陕西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政策红利，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盐利厚”，转输陕西粮食到边关换取淮扬盐场的盐引是“利溥三倍”，在巨大市场利润刺激下，关中掀起“疾耕积粟，以应开中”的农业生产热潮，出现了不少“力农致富”的种植大户，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使区域经济总体水平保持在全国较高的位置。

此外，自“食盐开中”始，陕西商贾以边商身份往返边地与淮扬之间，“淮扬以西商为大宗”“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清代，陕西商人又“弃淮入川”，开拓商贸经营新天地：“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客”“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

（二）“茶马交易”的门户。为了加强边防和安抚少数民族，明王朝实行边防和边贸相结合的交易政策，“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量巨大，而陕西布政使司管辖边疆，且陕南年产茶百余万斤，西北牧区产良马，陕西自身的茶资源优势和区域地理位置使得陕西成为“茶马交易”的门户，开发了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

“茶马交易”是明王朝针对陕西量身定制的又一特殊政策。明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朱棣下令“回回、鞑靼来朝贡者，所贡之外，如有良马可官市之。”在全国实行“榷茶”制度，由政府实行茶叶专卖，唯独在陕西实行边茶贸易，是因为陕西既地处边疆，又本身产茶，将陕西所产之茶就近输往边疆，路近费省，符合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嗣后，弘治三年（1490），明王朝将“食盐开中”政策推广到边茶管理，对陕西实行“边茶开中”，即“令陕西巡抚并布政使出榜招商中茶，给茶引”，这为陕西茶商大规模走上贩运边茶的经营道路提供了因利乘便的历史机遇。

“茶马交易”政策的实施，为陕西发展门户经济提供了又一次历史机遇。陕西茶商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并控制了中国西部的边茶贸易。一方面，拉动了陕南绿色经济的发展，使茶叶种植和加工、运销成为陕南的支柱产业。紫阳一县经济全靠茶叶，人们的生活就是“早背背篓晚收茶”；石泉的茶镇因背夫们歇脚而得名；西乡是“男女治茶，昼夜不休”；汉中更是作为茶叶集散地，汉江里货船欸乃，陆上驼队络绎，日间客商云集，夜有可求之市，一片繁忙景象。另一方面，促成了关中泾阳茶叶加工贸易中心的形成。从明代中叶起，泾阳成为西部茶叶加工贩运中心，西北各省经营茶叶的大茶号全部设在泾阳。每年春季，“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而行，捡茶之人亦有万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除销往西北各地外，更远销俄罗斯、波斯等40余个国家或地方。

简短的结语

明清时期，陕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西北地区来说，还是先进的，但要从全国范围来考察，尤其是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相比较，则显然是落后的。但尽管如此，陕西在这一时期因产业业态的更新、国防位置的调整，使其在稳定西部边疆，增进内外交流，巩固国家政权，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整个明清时期，面向中西亚各国的中西丝绸之路有过起伏，但陕西作为明代的边防和海关所在地，作为清代的内陆腹地和战略支撑，其经济社会地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从行政区划而言，明清时期陕西行政版图不同，明代范围更广一些，而清代更接近当代陕西的管辖范围，所以对于陕西历史地位的学术评估容有不同。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在《黄书·大正篇》中概括“田蚕所宜，流肥潴聚”的“天下之奥区”，“秦之泾阳、三原”俨然位列其中，当是从西北商贸经济的中心角度来评判。从地理角度来看，陕西西连陇坂，北接伊盟，处于我国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的分界线和接合部，二元化经济结构以及陕西在国家版图上的枢纽位置和门户地位使得陕西成为不同经济区域产品交换交流发生的高端地区。伴随明清大宗商品通过水、陆通道转运于西北与东南等地之间，陕西关中超省域商贸格局基本形成。陕西利用关中枢纽位置将丝绸、茶叶、布匹等贩运到西北，满足了西部少数民族的生活所需，对于保证边疆安宁与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从西部贩回黄金、马匹、药材、皮毛等，对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备力量，改善民生福祉又有着强烈的反推作用，充分体现了“上以利国，下以济民”重要价值属性。对于明清时期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也是我们当前推进中西丝绸之路的一项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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