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先生

□吴克敬

掐指算来，抗战时期建立、存在了八年多时间的西南联合大学，解散消逝已经几十年了，但其所具有的人性魅力以及“刚毅坚卓”的治学精神，依然如日月一般辉煌灿烂，而且还将如日月一般，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地灿烂辉煌。

壬辰年秋初，我采风于昆明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联合大学博物馆里……在那放射着光辉的教授群像里，不是我偏心，同为老陕，我敏感地看见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一位是陕西泾阳人吴宓；一位是陕西朝邑人张奚若。

在陕西，关于他俩的传说可是不少，我能记得的有，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过学的吴宓，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先生主张，学习外文不能说掌握了西方的语言文字就满足，而是还要了解西方的文化精神，并且对中国的文学要有相当的研究。遇到考试的时候，先生总要穿得非常正式，西装革履，如临大典，早早地来到讲堂。同学们进来，他就很是谦和地逐一递一份考卷过来，同时还要点头冲着同学们一笑，仿佛考试是他的错，要委屈同学们一下似的。到了钟响交卷时，有同学还没有答完，先生也不催讨，相反的，要比同学们更为紧张地安慰说，不要慌，慢慢写，不要紧。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教授吴宓的这种学习精神，让他的学生们在自己的回忆里，没少述记。不过，今天在这里，我着重要说的是张奚若先生。

1889年10月，张奚若出生在陕西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南乡仓西村。张家当年在朝邑县城开了间中药铺，其父还当过朝邑县商会的会长。18岁那年，张奚若到陕西最早成立的新式学堂之一——宏道书院念书，与吴宓是同学。因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他决心参加革命。在一次学潮中，19岁的奚若因带头赶走了两名恶毒的日籍教师，而被迫出走到上海就读中国新公学。在上海，张奚若结识了于右任、杨西堂，加入同盟会，跟宋教仁、黄兴都很熟。杨西堂见这小伙年轻有为，就将长女杨景任许配给他。

辛亥革命前夕，井勿幕派张奚若前往日本购买军火，准备举义。然而，武器还没运回来，武昌起义就爆发了。不久，张奚若再去日本，将军械运回陕西，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功臣。1947年，奚若先生曾将这段投身辛亥革命的回忆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他说，民国代替了满清，不过是皇帝改了总统、尚书侍郎改为部长而已。

后来，张奚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本来打算念土木工程，因对数学兴趣不浓，便改为攻读政治学。同在哥大的同学有胡适、陶行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人，他最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25年奚若先生回国，历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教授等职。

1929年8月，奚若先生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亦随校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奚若先生素来以敢讲真话著称。抗战时，他是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当时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而他却拒不填表。一次，西南联大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奚若先生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张奚若接着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继续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一次，奚若先生参加参政会，时为委员长的蒋介石也在，到张奚若发言时，他痛陈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并说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蒋介石听了不甚高兴，即兴还了张奚若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这使奚若先生很受伤，当下站起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了开会的通知和路费，然而，奚若先生却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9年6月15日，新中国的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奚若先生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对于新中国的国名问题，各小组在讨论的过程中，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奚若先生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他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奚若先生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9月，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新中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长，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大有建树。尤其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订《小学生守则》等。

1954年9月，张奚若先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后还连续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奚若先生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主张。5月15日，奚若先生再次发言，重点谈到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并将其概括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十六字。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在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里，有相当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奚若先生是幸运的，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在推动中法、中日建交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卒于北京，享年84岁。

奚若先生认为，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他在教书方面十分严谨，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

奚若先生是不轻易写作的，因此留下来的著作不多。但发表的《社约论考》、《主权论》、《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文章在当时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法学家王铁崖在回忆1931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的感受时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新闻推荐

泾阳95岁农妇连续八年捐出养老金 “把钱送给更需要的人”

李香亭老人展示她做的绣花鞋记者见到李香亭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已经95岁高龄的她还能灵巧地做绣花鞋。“这是老母亲现在主要的‘工作\’了，从2012年开始每天都绣花、做鞋。而每做好一批鞋，她...

泾阳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泾阳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