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淤泥而不污——弘祖漫笔之四 冯日乾

明代司法，因为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的加入，大概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一页了。特务多如蚊蝇，冤狱遍于国中。其刑罚，光是廷杖一种就足以让人闻之惊心。言官们若是多嘴多舌惹得皇上不舒服了，就当众扒去衣服打屁股，众多训练有素的锦衣卫队员手持木棒轮番上阵，几十棒下去，任谁也会皮开肉绽，筋断骨折，不死也会终生致残。嘉靖三年七月，因“大礼”之争一次被打的就有一百三十四人，十七人毙命。至于直属皇帝而实由锦衣卫控制的“诏狱”，简直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活地狱，一旦陷入，五毒备尝，魂飞汤火，少有生还。

然而，真的“洪洞县里没好人”，铁板一块？事实并非如此。近日翻阅乾隆版泾阳县志，看到一篇杨继盛写的《刘司狱承恩图引》和附录的一则狱中生活回忆片段。杨继盛死劾奸相严嵩而下诏狱受酷刑的事人们并不陌生，但受杖一百而不死，除了这位天下第一硬汉的坚强之外，其他细节因素便不得其详了。而杨在“图引”一文里说得清楚：予以排奸被杖系狱，适刘子治狱事。自侍左右，躬汤药，进饮食，彷徨奔走于其间。故予得侥幸不死者，刘子维持保护之功居多。附录回忆道：入狱后，棒疮上冲，两耳响成一声，眼黑不见物，昏倒若睡。三更醒来，两腿肿胀难忍，无药可用，无针可刺。此时，刘司狱送茶一盅，饮之，心稍定。想起民间打寒之法，遂将盅打碎，取瓦片之尖锐者，又将竹筷破开夹于其中，用线绑紧，然后以之在腿上打眼放出淤血约十数碗，而后，心稍清矣……

这个刘司狱跟杨继盛并无什么特殊关系，他之所以给杨以人道的关照，全是出于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对杨公人格的敬佩，所谓“仁以宅（居）心，廉以律己，勤以趋事，诚以御物”。杨继盛在回忆录里特意点明“司狱陕西泾阳刘时守”，他还写过一首赠刘司狱考满（定期考核合格）的诗：“报最归来宠命新，问君何以答枫宸。闲中检点案头簿，三载平反多少人。”可见该刘是位有正义感的人，他帮助过的并非一个杨继盛。

刘时守也不是极端的个例。在三年的牢狱生涯中，杨继盛曾遇到过不止一个“好人”，如浙江人提牢官应养虚，也是“亲检汤药，视饮食……出予老监，迁于外库，居处则甚便。”当时，庸软之辈唯恐惹祸，应养虚则“毅然为之。”

孟老夫子说过：“术（业）不可不慎。”方苞的《狱中杂记》在引用之后，深深地感叹“真是如此啊！”这诚然有他的道理。七十二行各有其特点，有的掌控印信权柄，有的手里操着棍棒刀剑，这都是很容易腐蚀人心、助长特权意识的。如果当事者素质不高，以为“拳头就是知县，棍棒就是法律，老子就是真理”，则野蛮执法，刑讯逼供，冤假错案便不可避免。如果再加上执法大环境不好，某些领域就难免在老百姓眼里成为损阴德短阳寿的行道。在这样的系统里干事，要不泯良知，爱憎分明，清廉持正确实不易。但不易不等于不能，关键还是自身的素质与操守。就在杨继盛之前不久，有个叫沈錬的人，他虽身为锦衣卫，却嫉恶如仇，刚直不阿，敢于议论朝中大事，顶撞尚书大人。更惊人的是，他竟敢公然上疏弹劾不可一世的严嵩。虽遭杖刑而发配于塞外，依然无所畏惧，到了边地，又上书斥责严嵩党羽滥杀无辜冒功求赏的罪行，并将满腔忧愤发之于诗歌文章。

刘时守、应养许和沈錬用他们的实际作为证明：“出淤泥而不污”是完全可能的。（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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