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博
在近代新式学堂尚未兴起以前,私塾教育承担着启蒙教育和初级教育,是集启蒙、识字、读书、学礼、尊师、作文为一体的基础教育。明清时期,私塾遍布咸阳各地,几乎村村都有。
私塾有村塾、族塾之分,有门馆、家塾之别。担任塾师的有功名在身的秀才、举人,也有地方官员或当地著名学者。清末咸阳私塾、村塾居多。所谓村塾,是一村或数村联合举办,聘请塾师,教授本村子弟。族塾则是以家族为单位,“或一家独设,或几家合办”,就读者均为本族子弟,“间或兼收个别外姓子弟”,其中本族子弟或免收学费,或少收学费。村塾多在乡间的祠堂、庙宇,族塾则大部分都在本族祠堂开设,所需费用均由族产承担,或由各族各支分摊。私塾还有一类是门馆,即小有名气的塾师或名望较高的大儒专门设立的“聚徒讲学、传道受业解惑”的教学机构,自古名师出高徒,一般说来,费用较高。
家塾一般是家境殷实者或离退官员专为培养自家子弟而开设,也接收少量近亲族支中的天资聪颖者。在家塾任教者,一般皆是学问深厚、品德高尚或曾有官衔的的名师名家,以秀才举人、离退官员居多。优渥的读书条件,加之一流的师资,使得家塾培养的人才大部分都是佼佼者。据《淳化县志》记载,在明朝万历年间,“本县显宦贾克忠遭贬返里,于家设馆任师,亲课我瑛、我代二子,后皆为举人,跻身显仕之林。”再者,清同治、光绪年间,咸阳大儒刘古愚曾先后多次应家塾之聘,执教于进士李敬恒的家塾,其子李岳瑞后中进士,获受翰林院编修,后迁升总理衙门章京,是清末维新运动期间的重要人物之一。
私塾的学制无明确规定,亦无入学考试,更无修业年限,学童的年龄也是有大有小,一般是少年居多,但也有成家立业者就读于此,都混坐于同一屋檐下,因此,塾师教授学徒也是“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私塾无统一教材,初学时期,以《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识字读物为主,等学童完成启蒙学习后,接着就是学习《大学》《中庸》《诗经》《易经》《论语》《孟子》等经典。私塾教学形式主要是读书、背书、讲书,不是全天跟着老师诵读,就是练习做对联和作诗文,再者就是讲解经典中的文义,所谓作业,更多的是背诵和抄写诗文。另外,学业考核是以作文优劣定高低。学习之余,就是练习毛笔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科举时代是非常受欢迎的。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各地的私塾也随即陆续改制为小学堂,这一时期私塾、学堂、公私立学校并存。民国初期,咸阳大部分的私塾仍然普遍存在。因为新式学堂学费用要远远高于私塾,普通百姓难以负担,故私塾一直存在于咸阳各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私塾或改立为保国民学校,或学堂、或初级小学。三十年代末,私塾逐渐减少。新中国成立前,咸阳境内一些偏远山区和农村地区仍有不少私塾遗存。
私塾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曾为咸阳各类书院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秀才、举人、进士多出于私塾之门。但近代其所授内容多与时代发展脱节,因此,私塾的废弃和改设也是历史潮流使然。(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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