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浏览,偶链接到“终南山访隐”的文章。其中有篇年轻女子的文字,配有照片,主要讲自己撇下城市的浮华,去终南山做“隐者”,许多的艰辛与困难,她都一一克服,特别是经济上的囧迫,几乎让她难以支撑,甚至要靠妈妈的支持,但她始终不愿放弃这种“隐居”的生活。
看到这些,我有些恍惚:什么是隐?怎样才能称为“隐者”?查了下字典,隐,最基本的意思是:不显露。和它匹配的词有:隐藏、隐匿、隐居、隐士等。
最先想到的是老子。他曾任“守藏史”一职,几年后辞去官职,回到自己的故里,研道、炼丹,在西出函谷关云游时,被隐居的尹喜拦下,接去终南山,布道、著书,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令人费解的是,老子似乎并不喜欢这样的“隐”,他的思想是:“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所以,著完书以后,老子还是离开终南山,给后人留下“不知所终”的谜团。
正因如此,史书上对老子记载的文献很少,却称尹喜是“隐士”的创始人,史称“隐仙”。尹喜,西周贤大夫,他先是辞去大夫之职,请任函谷关令,以 “寄迹微职,静心修道”,后又辞“关令”,在雍州终南山周至县神就乡闻仙里结草为楼,自称“楼观”,每天“观天象,习道法”。老子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夜观天象,发现“紫气东来”,逐去函谷关拦下,请上终南山,著千古奇书《道德经》。
这,也许就是现代人喜欢“隐”在终南山的根源。
纵观历朝历代能称为“隐士”的人,大都是名人雅士,有的位高权重,有的才高八斗,有的功成名就,经历过血雨腥风,时世变迁后,大彻大悟,效仿先人,归隐自然,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以达到身心的平静与愉悦。
如东晋末的陶渊明,几经波折,四十一岁出任彭泽县的县令,但官场的尔虞我诈、繁文缛节让他厌烦,于是决定卸任,彻底归隐田园。他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句脍炙人口,写出他的大彻大悟,他的爱好与喜悦。
再有明朝的唐寅,字伯虎,历经生死后,回到他打造的“桃花坞”,从此他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下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看似没有“隐”,但他却是世间公认的“隐士”。
最有趣的是清朝有位“隐士”,无名无姓,也正因如此,才觉得他是个真正的“隐者”。他就是清朝雍正帝的老师,人称“邬先生”。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雍正的登基,就没有大清百年江山。可就是这样一位功高盖世,有勇有谋的人物,把雍正扶上位以后,言称自己不可做官,不可留在雍正身边,要“隐”。
更有趣的是,当雍正问到这位邬先生如何“隐”时,这位邬先生既不是要钱要物,坐吃等死;也不是远走他乡,隐退山野,而是要“半隐”:找个能挣钱能吃饭的地方“隐”起来。果然,这位邬先生在雍正的亲信那里找一份“挣钱的差事”,继续为大清出谋划策,待雍正真要寻他时,又是“不知去向”。
先辈们的智慧真是让人赞叹,让人折服!从这些古人的“隐”,我们能看出,他们所谓的“隐”,主要都是经过一番奋斗之后,看重的是思想上大彻大悟,归于自然。当然,行踪隐秘,做事低调,不恃强,不张扬,进退有度,保持平和乐达的心态,也是必要的做法。
现代作家鲁迅先生,一向看不惯“隐士”的做派,曾在文章中批他们是“归避现实”,但他却称赞:“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
所谓“大隐”,中国古人曾总结出“隐”的几个阶段:“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有很多人包括本人在内,不太理解这其中的奥妙。细细想来,不管身居何处,只要是做事低调,进退有度,保持平和的心态,那就是“隐”,且越是位高权重,越是灯红酒绿,越能考验一个人的修养与心态。
写到这里,想起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好长时间没联系,怕打忧他的“清静”。以前,他拼命画画,努力挣钱,吃了不少苦,后有了些名气,他便在都市角落寻了处小院,每天自己买菜、做饭、吃饭、画画,清净自在,与世无争,过着简单的生活。虽然他没说自己是所谓的“隐士”,也没说自己“隐居”,但在我的心里,他应是一个现代“隐者”。
“隐”,其实隐的是心,不是身。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变迁,“隐”已经不拘泥于当初“愤世嫉俗,退隐山林”那种形式,也不再有“大隐与小隐”的名分。藏起自己的不足,收敛自己的个性,打磨自己的意志,这些都是人生必修的课程。
至于“隐”要不要去“终南山”,要不要让自己“受苦”,要不要说自己是“隐者”,好像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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