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生魁选择兵马俑和战马做背景与自己合影,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老兵
在咸阳市礼泉县建陵乡宁家村村民脑海里,去世15年的宁生魁老汉仍然是个“没解完的谜”。但统一的印象是“他抗日战争期间打过日本鬼子,是个侦察兵。抗战胜利后不做军官回老家务农,知道很多抗日的事情,就是不愿意说”。
在宁西迎的家里,挂着一张父亲宁生魁和兵马俑及战马塑像的合影。宁西迎说,1985年父亲到临潼旅游时,看到这个雕塑执意要以此为背景给自己照一张相留念。家人都感觉奇怪,宁生魁只丢下一句话:我一辈子都是一名老兵。
替兄当兵成了“黄埔生”
宁生魁出生于1920年阴历五月初五。他小时候和大自己十几岁的瘸腿哥哥负责给家里的那头牛铡草。宁生魁16岁的那年春天,打了一背篓青草的他傍晚回到家,发现往常帮自己卸背篓的哥哥不见了。母亲哭着说,瘸腿儿子被拉去做壮丁当兵了。
“这不是让我哥白白送死吗?”宁生魁闻讯抓起两个馒头就向镇上跑去。赶到后天色已经黑了,一群壮丁刚吃过晚饭准备接受训话。宁生魁拦住抓壮丁的差役说:你们不是要当兵的吗?我跟你们走,把我哥放了。边说边指着哥哥说,“他是瘸子!”两个差役相视一笑,一把拎他进了队伍,然后挥挥手就让他哥回了家。
宁生魁就这样参了军,他所在的部队第二天先赶到礼泉县城,第三天前往西安,很快开拔到河南洛阳开始新兵集训。一次操练结束后,长官问他们这群新兵“谁认识字”,宁生魁向四周看看举起了手臂。
几天后连队通知他去考试,内容之一就是长官在讲台上语速缓慢地讲话,考生在下面记录。接着他就接到通知:收拾背包和其它单兵装备,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去上学。
宁生魁因家贫没上一天学,但每晚都要去给村里学校的那位老师把水缸挑满,再烧一大锅开水,还和孤身一人的老师睡一个炕头作伴。老师明白他想趁机学习的心思,就每晚教他识字。几年下来,宁生魁把老师借给自己的那些旧课本全部熟记在心,不但阅读没有障碍,还替村里的人写信,成了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
“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要求学员在受训期间,一律不准吸烟,不准饮酒,不准喝茶,纪律严明。这些在学校养成的习惯,宁生魁保持了一辈子。
深入敌后八年匕首不离身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原本两年毕业的宁生魁,和同学提前一年被选派到各作战部队。“当时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学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问起这件事情,我爸总是不回答,连自己的部队番号也不说,偶尔谈起只说自己的部队属第二战区14集团军,最高长官是卫立煌,驻扎过洛阳、孟津、许昌、曲沃、侯马、运城、临汾、介休、阳城关、翼城、周村等地,参加过河南忻口东西荣华村战役、中条山战役等,和日军遭遇战无数,所在团几乎全军覆没,团长魏耀武是西安市周至县人,也为国捐躯。”宁西迎向记者解释说,他父亲之所以保住性命,是因为担任侦察兵,长期深入敌后,没能参加那场战斗。
在宁生魁女儿的家中,记者看到一把明显古旧的单刃匕首,全长约27厘米,刀刃部分有18厘米,带10厘米槐木刀柄。“别看这刀刃生锈了,但杀猪宰羊时还是很快,刀刃这么多年也看不到损毁痕迹。”宁家人告诉记者,这把匕首是宁生魁用缴获的日军刺刀改制,宁生魁当侦察兵八年期间,这把匕首藏在右小腿外侧从不离身。
宁生魁当侦察兵时,曾装扮成挑扁担走街串巷卖醋的伙计,随身带一个本子一支铅笔,上面写着村名人名和钱数,遇到盘问就称是替东家收账的。到了一个村镇侦察敌情之前,宁生魁先装作歇脚在村外找一两个干活的老农闲聊,询问有没有日军据点,大概多少人,地形路线等,再给对方送些醋,把村长的个人情况也摸个清楚。
接着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敲开大门,向还没起床的村长亮明自己身份,要求村长和抗日军队合作,并提供方便。村长一听这个陌生人对他家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也不敢乱耍花招。宁生魁也不作停留,只留下一句话,“注意一下据点的日军动向。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少不了麻烦你。”
赶走日本鬼子我任务完成了
过几天后宁生魁又在一大早来到村长家,要求对方真实汇报附近日本据点兵力部署情况。村长马上说据点有200个日本兵,住在10口窑洞里,4辆汽车,最近没什么动静,有一辆汽车每周去一次太原。宁生魁又借机去据点里推销醋,把据点几个大门几道院墙,门栓设置都看得了然于心。
这个据点距宁生魁部队驻军处有90里路,他挑着担子往回走了20里,找到一位村外干活准备吃午饭的老农说,自己是村长的堂哥,脚扭了走不了路,让那老农把村长喊来接自己回家。还把一个崭新的铜烟袋送给那位老农做见面礼,称自己路上捡到的,反正自己也不抽烟。
村长来了一看原是前几天一大早造访过他家的国民党侦察兵,吓得连忙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宁生魁要求他8月15日晚上准备600个蒸馍和几桶开水,放到路边棉花地里给部队做干粮。并强调饭钱不会少,但必须严守秘密。到时候双方划亮三个火柴为对接暗号。
到了8月15日这天,宁生魁一个人赴约。村长奇怪为何不来部队。宁生魁称计划有变,抓起一个馒头一吃发现没事,又对村长说这个月的月底你还按这个数字准备,说着留下说好的饭钱给村长,表示下一次的饭钱照样不会赖账。宁生魁解释说这也叫侦察,怕村长办不来或者在饭食里做手脚。
“我父亲这么做主要是考虑部队打据点袭击战时,行军到这里天色已晚,正好借休息时让战友吃饭补充体力。自己二次侦察,是害怕村长走漏风声带来一群日本兵给抗日部队设埋伏。”宁西迎向记者解释道,这样的侦察与行动往往是交叉进行的。每次宁生魁外出都是十天到半个月时间,回来后就会绘出一个据点的部署图,又把另一个据点的偷袭计划盘算好,或者接受新的侦察任务。
宁生魁给自己儿女回忆时说道,那次突袭战由团长带了180名精兵强将完成,整个过程没用一袋烟工夫,收获不小,咱们的部队没损失一个人。像这样的战例在他的侦察兵生涯里数不胜数。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二年春天离家8年的宁生魁从山西中条山回到了陕西老家。当时他已经是作战参谋。部队决定升任他为营长,催他早日归队赴职,宁生魁借故推辞,他说自己作为军人打退日军进攻已经完成了任务。
临终惦记要为牺牲战友在中条山烧张纸
在宁西迎的印象里,父亲一生都留着光头,问起原因,宁生魁告诉儿子,在部队打仗时,头部受伤易于包扎处理,在农村劳动时既防生虱子,洗头还省肥皂;吃饭更是习惯用一把铁制马勺,他说马勺用途多:带把,端起来不烫手;个大,一勺管饱;病了可以用来煎中药;修工事还能用来刨土。
宁生魁有个同乡好友叫王开机,两个人一起在机枪连时都是机枪手,也是中条山战役不多的幸存者。他给儿女提起宁生魁时,直说宁生魁真是个打仗的料。称一次宁生魁送给他一个头套,这个头套像个布袋,在眼睛处开了两个洞,鼻子、嘴的位置缝垫有棉花团,开枪前用水浸湿套在头面部。王开机使用后发现机枪上冒出来的硝烟再也伤不到鼻子和口腔了。
还有一件事情王开机记得也很清楚,在中条山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修建了一座瞭望哨,可是每当哨口后一站士兵,对方阵地上就射来子弹,多名士兵因此牺牲。宁生魁观察后说设计有问题,因为把瞭望口和房门修在一条线上了,这就导致室内光线充足,从外面很清楚地看到内部情况。他让一名士兵用木棍挑着衣服往瞭望口一伸,果不其然对面就飞过来一枚子弹。发现这一秘密后,宁生魁和营长各提一杆枪,天不亮就下了沟。天亮后,瞭望所的战友按照计划把衣服伸到瞭望口,在宁生魁隐蔽处不远的地方就响起了枪声,顺着硝烟升起的地方,宁生魁和营长很容易找到了两个日本狙击手,并将他们当场击毙。
宁西迎告诉记者,父亲一生节俭,晚年却提出两个“奢侈”的心愿,一是要到山西中条山祭奠牺牲的战友,因为当年他们有约定,以后谁活着,就为死去的战友在战斗过的地方烧张纸;另一个心愿就是想要一件相同的羊皮军大衣。宁西迎给父亲仿制了一件军大衣,但中条山祭拜战友的心愿却因父亲重病未能成行。
宁生魁是2000年腊月二十三去世的。当时他披着那件只有过年才拿出来的军大衣坐在热炕上,吃完一个肉包子后情绪就伤感起来,盯着第二个包子嘴里念叨着:我是要上中条山给他们上坟的,那是我的事情,谁也不能代替。可包子咬了一口他就咽了气。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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