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后的林则徐

沈栖

人们对林则徐的记忆和认知，大多定格于虎门销烟、广东禁烟。这固然是他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然而，倘论林则徐为官生涯，贬谪后的经历，无疑更是其人生华丽的一页。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人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认为虎门销烟是中国人对他们的挑衅，朝内妥协派如穆彰阿、琦善也诬陷林则徐“因同英国交涉不当，招致事态严重”，而当时的清廷又无还击之力，便谈判议和，于是禁烟的始作俑者林则徐便成为“替罪羊”。尽管林则徐两次上奏辩解，但胆小懦弱的道光帝在英国的逼迫下，还是流放了林则徐。

纵观林则徐一生，落差甚大：从威震四海的禁烟功臣到发配边疆的“罪臣”，堪为千古奇冤！从1840年9月至1842年3月，林则徐先后经历革去两广总督职位查办、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效力、广州战败革去“四品卿衔”遣戍伊犁“效力赎罪”、改遣开封协助王鼎治水，最终还是于1842年8月从西安起程，一路向西，经秦、陇踏上流放伊犁的漫漫戍途。身边没有前呼后拥的卫兵，唯有两个儿子和七辆马车同行，飞沙走石，闯关过隘，年近花甲的林则徐足足走了四个月才抵达伊犁。“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林则徐在途中所咏的这两首诗，既写出了一路艰辛，又流露出满腔乐观。这一时期，林则徐创作了大量诗篇，几无贬谪诗中常见的颓废低沉的情感、怨天尤人的浩叹以及囿于个人进退的伤感，其诗展现的则是行坐如常的清朗心情和面对现实的豁达胸怀。

在流放伊犁最苦难最落魄的三年多时间里，林则徐位卑不忘忧国，拖着年迈孱弱的身躯，为新疆建设呕心沥血。道光帝命林则徐勘测荒地，他亲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南疆八城，风餐露宿，车马劳顿，“西域遍行三万里”，终于完成了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他绘制了新疆的边疆地图，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加强边防安全，堪称我国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他每到一地即组织民众兴建水利，沿江修筑运河，由他亲自设计修建的“林公渠”至今还在灌溉着农田；他积极推广的“林公井”（坎儿井），如今依然造福百姓。林则徐后来还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材料托付给一代名臣左宗棠。跌入人生低谷的林则徐并未因贬谪而碌碌无为，虚度余生；相反，戍边生涯给了他继续演绎精彩人生的舞台，彰显出他灵魂中最为深刻、最为华美的部分。诚如其自云：“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

如果说，林则徐虎门销烟是时势造英雄，那么，流放新疆则是危难见本色。大功获罪，高位跌落，按常理揣度，林则徐似乎更有理由怨恨、消沉，更易产生放弃、绝望的念头，但他直面厄运，选择了忍辱负重、舍身为国。一个人尤其如林则徐那样屡建功勋、屡获殊荣的高官，处于顺势而砥砺前行容易，但陷于逆境仍坚守慎独委实难矣！在逆境中顽强生存，依然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有所作为，更多地有赖于其基于理想目标的主观意志，取决于其个人修养和品质。林则徐正是历经了百般磨难和巨大挫折，才彰显出其意志的强度、思想的深度和生命的厚度，才凸显出他人格和灵魂中那份伟大、高尚和可贵。有史学家评论：“如果把林则徐的人生比作是一出戏的话，那么，戏的高潮恰恰是他被流放伊犁的那段经历。而以往的辉煌与显赫，似乎都是为此所作的铺垫和积累。就像瀑布，其精彩动人之处，并非上游河水的浩荡，也非中间断崖的陡峭，而是水到断崖处，那奋不顾身的纵身飞泻。”诚斯言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去伊犁前告别妻儿的诗句，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正是有如此的胸襟和担当，林则徐才会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被朝廷重新起用，相继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后屡立新功。五年后，林则徐暴卒，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贤遗风。（据《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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