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周刊 远去的物事系列散文 再也难闻拨浪鼓之声 安黎

安黎专栏

安黎，原籍陕西耀州，现居西安，为《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六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等十余部书籍。曾获柳青文学奖、西部文学奖、黄河文学奖、西安文学奖等。

货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流动的小商贩。

街市里，商铺林立，货郎无以插足，于是他们转移阵地，将目光转向黑灯瞎火的偏远乡村。旧时的村落，哪怕再像摊开的煎饼一样阔大，都难觅店铺的踪迹。店铺缺席，与农人守旧的观念有关。在农人的思维板块里，无论干哪一行，务必要专心致志，不可身在曹营心在汉，铁匠打铁，木匠锯木，扛枪的练兵打仗，种地的播种收割，皆须各守本分，蛤蟆不能吃过界畔，猫头鹰粗粝的嗓音不能佯装百灵鸟甜美的歌喉……也就是说，以产出粮食为己任的农人，若疏离土地，从事商品倒卖，注定会被人视为不务正业，仿佛母鸡不下蛋却模仿公鸡打鸣那般。商人地位低贱，即使一袭绫罗绸缎，在农人的眼里照样脸上无光，似乎他们腰包里的每一个铜板，都沾满了污渍。在社会主流的观念里，无奸不商，因此凡经商者，皆是对圣贤古训的违逆。圣贤是以和尚的标准来教诲大众的，他们告诫在红尘里浮游的衣食男女，要循理持义，要守节疏利，于是就将为谋利而起早贪黑的商人，打入另册，树为反面的样板。

逐利是可耻的，但不逐利可以吗？现实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说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以先知自居的圣贤，谁又能修炼至抛却吃喝拉撒的境地？

没有店铺的乡村，吃穿用度难免短缺。于是货郎，就像裁缝手中的补丁，将这一漏洞予以了缝补。

两个货筐，一根扁担，一个拨浪鼓，组合成货郎的标配。出发时筐子很沉，但走着走着，就越来越轻。筐子里装着货物，大多为小物件，杂七杂八，零零碎碎。从针头线脑到辣角碱面等，包罗万象。

筐子被货物塞满，货郎的脊梁被担子压弯。沉实的担子压在货郎的肩头，货郎走向哪里，就得把担子挑向哪里。在这个村子叫卖完毕，又急忙挑起担子赶往下一个村子。从晨曦乍现，到暮色苍茫，货郎的双脚，踏遍塬上的十几个村寨后，才拖着肿胀的双脚，一瘸一拐地踏上归程。无车辆可乘，无毛驴可坐，所有的长路短道，都有赖于腿脚的辛劳。

货郎最为显著的标记，就是那个拨浪鼓。那个微型小鼓，巴掌般大，一前一后各拴一根垂吊的短细绳子，绳头则缠着一粒磨得光滑的小石子。鼓的下方，是一根半尺长的把柄。货郎举起把柄，转动摇晃，绳端的小石子便像受到惊吓似的乱飞乱撞。小石子敲击着鼓面，发出嘣嘣的响声。在幽静的村庄，这样的声音，之于那些空闲的耳朵，既格外地嘹亮，又无比地熟稔。于是大伙儿都知道货郎来了，并纷纷出门围观。

货郎在摇动拨浪鼓的同时，有摇唇鼓舌，扯长嗓子高喊几声，以吆喝来更多的买主。货郎的叫卖声，在村民听来，阴阳怪气，像嘴里含着一枚核桃在呜哩呜啦，像唱，却又像念白；像念白，却又像唱。反正，货郎腹内，藏有一套早已拟就的台词，走南闯北，都是同一个腔调和串词。

货郎是妇女与孩子的最爱，也总被妇女和孩子团团围住。孩子的舌头舔着嘴唇，眼珠围绕着挂在筐外的豆豆糖打转转，馋得差点儿要流出口水。那些豆豆糖，比黄豆略大，五颜六色，有绿的，有黄的，有红的，一毛钱就能买十个。但能掏出一毛钱的人，却极其稀有。“土豪”的家长，数着孩子的人头，一人给买一个豆豆糖，那就是对他们的巨大赏赐。孩子吸吸溜溜地把豆豆糖塞进嘴里，咂摸咂摸，顿觉甜味浸骨，迟迟舍不得下咽。妇女们则挑挑拣拣的，无论买与不买，都要把货郎的货筐悉数翻腾一遍，拿起这个看看，举起那个瞧瞧。没钱买，过过眼瘾也能止住心慌。想买的人纠纠缠缠地搞价，为一分二分钱与货郎磨牙不休。她们半腰猛砍式的砍价方式，时常把货郎气得抖手跺脚。直至货郎宣称不卖了不卖了，收摊要走，王家的婆婆才肯掏钱买一缕丝线，李家的新媳妇才肯咬牙买一个发卡。男人们蹲在不远处抽烟，佯装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却目不转睛地朝这边瞅着，唯恐遗漏任何一个可以作为谈资的细节。在他们看来，货郎不仅是卖货的，而且是卖艺的。死气沉沉的村庄，贫乏无趣的生活，仿佛唯有货郎，才能将其一并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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