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二）

“羊皇后”（羊献容）所说的“真丈夫”，是指的刘曜，他是汉赵帝国的第四位皇帝。公元311年，汉赵帝国第三位皇帝刘聪带着他来打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这就是历史上的“永嘉之乱”，一说“永嘉之祸”。“永嘉”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公元311年即是“永嘉五年”。其时，刘曜还只是“汉赵帝国”驰骋疆场的一员猛将。“永嘉之祸”这一年，刘曜却有了意外收获，那就是“强行接收”了“惠帝皇后”羊献容。

一般说来，事情都有“两面性”，角度不同、看法迥异。从汉赵帝国来说，他们取得了“巨大战绩”：抓走了西晋皇帝、捣毁了首都洛阳。这时的西晋跟战国时的楚国一样，被敌国“直捣郢都”。然而，对西晋政府和人民来说，“永嘉之乱”则无异于“灭顶之灾”：几次你死我活的战斗，损失的军力不下15万，单是洛阳居民就被杀了3万多。据说，战后的洛阳，居民户数“竟不满百”。曾经繁华的洛阳古都，当时是何等萧条啊。有史家说，公元311年，西晋遭遇“永嘉之祸”，致使“神州陆沉”。

晋怀帝司马炽，虽然是战争俘虏。初期的“俘虏生活”也还“过得去”，刘聪“待他不薄”。那是因为司马炽本是个“读书人”（刻意史籍），刘聪来洛阳“游学”时，豫章王司马炽对他“礼遇有嘉”，还一起诗文唱和（朗读《盛德颂》）。因此，刘聪对司马炽还顾念着“哥们感情”。于是，他任命晋怀帝（司马炽）仪同三司，封“会稽郡公”。在那次“关于西晋内斗何其急”的交谈中，司马炽说：西晋不乱，君王何以得天下。这句话让刘聪觉得“很对胃口”，说明我刘聪是在“顺应天命”。于是，刘聪“欣然决定”把小刘贵人“赏赐”给司马炽。这个“小刘贵人”，是汉赵名士刘殷的孙女。这个刘殷“也不简单”，两个女儿（刘娥、刘英）都是刘聪的“皇后”。自己是国丈，还“录尚书事”，也有点中原王朝外戚执政的味道。因此，刘聪在“赐婚”时，还责令司马炽一定要善待“小刘贵人”，并要求司马炽把“小刘贵人”立为“会稽夫人”。从这一点来看，汉赵皇帝刘聪对司马炽肯定不会“存心不良”。

但是，司马炽安逸的“俘虏生活”才过了两年，刘聪就把司马炽给“毒杀”了。这是因为，刘聪“好表现”，想展示“汉赵威风”，让曾经的西晋皇帝司马炽在宴会上“行酒”，也就是当“服务生”。司马炽倒没觉得什么，但西晋旧臣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集体放声大哭。“这一哭”，引起了汉赵皇帝刘聪的“极度反感”。他看出司马炽还有较大的“影响力”，干脆“一杀了之”，以绝后患。这恐怕可以作为“好心办坏事”的一个历史范例吧。至于司马炽有什么政绩，也就是有点“勤勉之风”而已。登上帝位才过五个年头就当了“亡国奴”，在“积重难返”的西晋，估计也“翻不出什么花样”。至于当时的吏部郎傅宣所说的“今复见武帝之世”的评价，也只能算是“过誉之词”罢了。

《晋书》说：汉赵帝国军队攻破洛阳，司马炽在逃亡长安的途中被俘，史称“宁平之劫”。但也有“跑脱了”的“皇室成员”，这当中就有后来西晋的“末代皇帝”晋愍帝司马邺。司马邺是司马炽的侄儿，自幼过继给伯父秦王司马柬，后袭“秦王位”。“永嘉之乱”（311年），晋怀帝司马炽被匈奴汉赵帝国俘虏到平阳城，群臣随后拥立司马邺为“皇太子”。司马炽被毒死（313年）的消息传来。尚书、左仆射麴允，卫将军索琳、梁芬等人在长安（今西安）扶立司马邺为帝，改元建兴。

其时，中原王朝（西晋）已经名存实亡，皇室贵族大都“衣冠南渡”。在长安称帝的司马邺也只是个“光杆司令”，几乎没兵可用，也无粮可吃。但是，司马邺却年少轻狂，也有些痴心妄想，居然下达了一道“口气比天大”的诏书：令幽、并州刺史王浚、刘琨等起兵30万攻打平阳；令左丞相司马睿带兵20万攻洛阳；令右丞相司马保带兵30万保卫长安。但是，这些地方军阀都拥兵自重，直接抗命不遵，让晋愍帝司马邺的诏令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时，也有一个人“应声而起”，这个人就是“闻鸡起舞”的祖逖，但他受制于后来的东晋皇帝司马睿，尽管有“中流击楫”的雄心壮志，也始终难有大的作为，只有像后来的岳飞“空怀报国之志”。

公元316年，汉赵军队攻打长安，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围攻+围困），长安城内大闹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当年的“光棍节”（11月11日），司马邺投降。历史又记载了一次“投降仪式”：晋愍帝司马邺派侍中宋敞向刘曜送上降书，自己“肉袒舆梓”。乘坐羊车，脱去上衣，口衔玉璧，侍从抬着棺材，出城投降。群臣哭天抢地，御史中丞吉朗还“自杀殉国”。刘曜也表演了一次标准的“受降仪式”：烧了棺材，接受了玉璧，让宋敞侍奉晋愍帝“回宫待命”。当月17日，晋愍帝司马邺被送往平阳过“流亡生活”。在跪拜汉赵皇帝刘聪时，给晋愍帝加上“光禄大夫、怀安侯”的称号。麴允看到这种情景，伏地痛哭，又一个西晋大臣“殉国而死”。

由于刘聪跟司马邺没有什么旧情，或者还觉得司马邺“不懂事”。洛阳灭了，又到长安去建立新的朝廷，有“负隅顽抗”的嫌疑，还下达了大军“直捣平阳”的“诏令”。平阳，是“汉赵帝国”的首都，这真是让刘聪“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刘聪给司马邺待遇跟司马炽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百般羞辱。公元317年，刘聪外出打猎，命令司马邺穿着戎服，手执戟矛，在前面开路。甚至上厕所时让晋愍帝拿马桶盖。尚书郎辛宾抱住晋愍帝痛哭，被刘聪一刀砍死。公元318年，刘聪在平阳将晋愍帝杀害（终年19岁）。西晋就在这一年画上了历史的句号。而“五胡乱华”却“势头正猛”，匈奴人的汉赵帝国又“首当其冲”。

前面说过，刘曜是汉赵帝国的第四位皇帝。说起来，公元318年后的中国，又逐渐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北方的汉赵帝国（304年建国）就像“曹魏”；南边宕渠先人创建的成汉方国（306年建国）就像“蜀汉”；“衣冠南渡”的司马睿建立的东晋（318年）就像“东吴”。

我们先说汉赵帝国，这是匈奴人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建立，也是拜司马氏所赐。三国时，魏武（曹操）挥鞭，统一北方，把匈奴“撵跑了”；司马懿“平定辽东”，大肆屠城，大量迁民，导致辽东“赤地千里”，又让匈奴人“涌进来”。曹操有雄才也有大略，把匈奴“一分为五”，化整为零，分而治之。而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又把匈奴“合而为一”（整合起来）。到晋惠帝司马衷时，“八王之乱”把西晋弄得“残破不堪”。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内乱必然导致外患。到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五年（311年），声势浩大的匈奴军队“趁人之危”。成为西晋的“历史终结者”，两任皇帝（司马炽、司马邺）被俘被杀，西晋的旗帜“轰然倒下”。

远的不说，从刘渊说起。刘渊就是汉赵帝国的第一位皇帝。正是刘渊这位“草原英雄”，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历史大幕，让中华大地又来了个“百年动荡”。刘渊本不姓刘，他是西汉时期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的后裔，他的刘姓，来源于汉高祖的“和亲”政策。当时，刘邦将一位宗室女嫁给冒顿单于，并与冒顿单于“相约为兄弟”。此后，冒顿单于的子孙都以刘氏为姓。这时，刘姓是“国姓”，冒顿的子孙姓刘，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但经过“三国时期”，刘姓不再是“国家名牌”，早已“泯然于众姓矣”。

这个冒顿单于也不是盏“省油的灯”，或者说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个“狠角色”。他的父亲头曼单于因为“喜新厌旧”，意欲“废长立幼”。把嫡长子冒顿送到相邻部落去“当人质”，而后又发兵侵略“邻居”。头曼单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借刀杀人”，幸运的是冒顿却“侥幸逃回”。父子的“对立情绪”陡然升级，难以“化干戈为玉帛”。头曼单于由于对儿子“内心有愧”，又交给冒顿一支军队。从后来的历史看，这无异于“自掘坟墓”。冒顿采用多种“冷血手段”，把这支部队训练成了“敢死队”，在父亲出猎的时候，率领他的“敢死队”把头曼单于“射成刺猬”。这件事发生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就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东巡而死”，秦二世胡亥“阴谋而立”。前209年，冒顿单于也终于“杀父自立”。

但是，冒顿单于的“狠招”我们见识了，但他的“忍耐功夫”也很了得。“单于板凳”还没坐稳，东胡王“趁人之危”，遣使索要“千里马”。冒顿不顾群臣反对，将千里马“拱手让人”（东胡王）。东胡王又“得寸进尺”，又提出索要“单于阏氏”（相当于汉族的皇后）。冒顿左右皆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请求出兵攻击“东胡”。我们都知道，人生有“两大仇恨”刻骨铭心，这就是“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但是，冒顿还是满足了东胡王的“无理要求”。冒顿不断示弱，被东胡王看成了一枚“软柿子”。哪知，不久这个“软柿子”就变成了“下山虎”，发兵突袭猝不及防的东胡，东胡王被杀，其民众及畜产尽为匈奴所得。灭了东胡，冒顿单于又西攻河西走廊的“月氏”，逼迫他们“西向远行”。冒顿单于“越杀越勇”，征服了一大串少数民族的国家（部落），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都插上了“匈奴的旗帜”，成为北方草原“控弦之士30万”的头号军事强国。

说到了刘渊的祖先，弄清了匈奴刘姓的来源。我们就按上历史的“快进键”，直接说刘渊的父亲刘豹。三国时，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刘豹被任命为“左部帅”。这时，刘渊被派遣到洛阳“当人质”。这个刘渊，少而聪慧，孝顺有名。七岁时，母亲去世，刘渊悲伤得“没有人形”。稍长，又拜上党人崔游（魏晋名士）为师，逐步“名满师门”，也就开始恃才放旷、目中无人。按他自己的“文武双全”标准，居然鄙弃随何、陆贾“缺乏武功”，又批评周勃、灌婴“缺少文才”，何其狂也！□罗学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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