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我的朋友“冯·唐·吉诃德” 冯骥才印象

我的朋友“冯·唐·吉诃德”——冯骥才印象

文 | 李陀

来源 | 《收获》公众号（ID：harvest1957）

萨特在说及知识分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看法：“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些插手与他们无关的事的人。”

这很像是在说冯骥才。

1

和冯骥才比较熟的朋友，都叫他大冯，他年轻时候是篮球运动员，身高近两米，手当然比一般人手长，可是，他插手和自己无关的事太多，不是一般的多，而是多到有点离谱。

很多人都读过他的小说，特别是近年出版的《俗世奇人》，卖了六百多万册！一本介乎随笔介乎故事之间的散文集子，能有这么多读者，很罕见，是不是？可是，这成千上万的读者里，有几个人听说过，为了插手和自己无关的事，也就是“管闲事”，作家曾经抛书掷笔十几年呢？这是不是更罕见？何况，他公然宣布自己决心要管的“闲事”，可不是小事情，是文化抢救——一个人要抢救文化？文化是多么大的东西啊，谁有能力“抢救”？一个人，一个作家，能干什么？可是，他插手了，他做了。他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他尽心尽意了，拼尽全力了。

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抢救”当中，他主持做了一套二十二卷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其中两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和《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完全是他托俄国朋友和日本朋友在境外普查搜集完成的；其中俄国卷，涉及的城市有十多个，博物馆有二十多个。

这样的事他做得太多了，有兴趣的人，可以读一读他写的《漩涡里》。不过，我觉得《漩涡里》的写作有个缺点，细节太少——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漩涡，跳进这漩涡里，一个人会经历什么样的孤独和艰难，少了细节，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幸而，大约2011年，冯骥才给古村落保护的专家阮仪三教授和过一首《阮郎归》的词，这词里多少记录了他身在漩涡里的感受：“年来忧心又重重，村村欲变容，你我嘴硬有何用，人作耳边风。文人单，弱如蚁，骨软更无力，只缘我辈心不死，相助且相惜。”

“你我嘴硬有何用，人作耳边风”。

只靠“嘴硬”，孤身一人，竟然为挽救文化遗产向全中国的官僚主义发起了挑战。这让我想起了唐·吉诃德。

一个“冯·唐·吉诃德”。

2012年冯骥才调研山西古村落保护成果（图片来源：中国艺术报）

2

我和骥才——我不习惯叫他的全名——认识这么多年，来往不少，可以说的事情自然也不少，可是有几件事，我不但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就像记忆里几块坚硬的礁石，海浪越是拍击冲刷，轮廓反而越是清晰。

大概是1995年或者是1996年，记不清了，有两年，每逢大年三十，午夜十二点的时候，骥才一定来电话，干什么？让我在话筒里听天津市三十夜里的鞭炮声。“听见没有？这是什么？过年，这才是叫过年！”接下来，就是对北京人的挖苦：“你们北京人，还过年吗？连个炮仗都不放，过嘛年？北京有嘛好？来天津吧。”面对他得意洋洋的声音，我能说什么？爆竹声就在耳边，像海潮一样连绵不断，不，比海潮更生动，更有戏剧性，高潮后面是更有烈度的高潮，好像永远没有落幕。我拿着话筒，站在窗前看着北京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浓云，偶尔有一两只冲天炮在暗中升起，让这大年三十之夜更为凄清。当大冯把我、把北京人奚落够了，终于放下电话的时候，我会依然留在窗前，一边看着北京寂冷的天空和更寂冷的街道，一边等骥才下一次的电话。我知道，他在轮流给朋友们打电话，让每一个朋友都在话筒里，听他说“听见没有？这是什么？”的快乐，待这样的电话打过一圈之后，骥才还会再打给我，让我再一次羡慕他，羡慕天津的百姓。

这有点孩子气，是不是？“连个炮仗都不放，过嘛年？”这里有一种单纯的只有儿童才能有的快乐。可是，里面掩藏一些更复杂的感情，其中一个是骄傲：天津百姓能这么高高兴兴过年，和他冯骥才有关系，这里有他一份功劳。什么功劳？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实行一种民主——春节期间，禁鞭炮还是不禁鞭炮？这要听社会的意见，于是禁派和不禁派吵得热火朝天，各派都振振有词，一时成了很多城市政府的难题。不过，大多数城市都很快作了决定：禁鞭炮。就在这时候，作为天津市文联主席的冯骥才，向市政府据理力争，最后获得了一个让全市百姓都高兴的结果，天津春节不禁鞭炮。

这事情的前后经过，当时骥才都和我说过，不过，每次说起都是嘻嘻哈哈，似乎自己只不过顺手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后来我想过，那时候在他意识里，做这样的“好事”，是在抢救文化吗？我觉得没有。可是，他于嘻嘻哈哈里和我说过的不能禁鞭炮的理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尽管我们俩都反对禁鞭炮，其实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在他心里，文化的含义和我不仅有区别，而且在感情层面上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是两条河流，我的这边，是一道小溪，清且浅，在他那儿，是一条大河，广阔而湍急。不过让我先把这话题放下，回头说一件往事。

3

大概也是九十年代中，有一次，他从天津来我家聊天。两人正说得高兴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伸手把放在很高书架上的一个陶罐拿了下来——这对身高一米九几的“大冯”，轻而易举——自言自语说，嗯，汉物件儿。我说是，大概是装粮食用的，粮罐，贾平凹送我的。他不理我，兀自把罐子在手里翻转摩挲，一双小眼睛把以小鼠作装饰的三个罐足好盯了一会儿，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有点残。这完全是和他一起逛潘家园古董市场时的情景：他看上了一件东西，捡到手里，一边面无表情转着圈地摆弄，一边冷冷地不断挑毛病，那时候，他就是这种眼神，一模一样。我觉得不妙，正想为这“残”辩护一两句，人家忽然抬头对我说，你家里留这东西干什么？我拿走吧。

我能说什么？好朋友问你讨件东西，舍不得？不能。

就这么，我“家藏”的一个宝贝，只一句话，被他顺走了。

回想起来，这是件很普通的小事，但是对我认识骥才，或者说误解骥才，有很大的影响。自我和他认识，两人越来越投缘，其中有个缘由，我们俩都迷艺术，只要和艺术沾上一点边，无论什么“物件”，都是我们说不尽的话题。去天津看他的收藏，那更是两人“响必应之于同声”的快乐时刻。有一次，看到他展架上的一件石刻菩萨像，我说这造像的样式有犍陀罗作风，那一刻骥才的喜悦，让人太难忘了，怎么形容？明亮！好像有一团灿烂的阳光突然落到了我们两人中间，把两个人都照亮了——还有什么比朋友间心意相通更好的事？可是，真要心意相通，谈何容易。其实，骥才热爱艺术的这种狂热劲儿，我那时候的看法，是他“玩物”而“不丧志”——当他拿走那个粮罐的时候，我知道那东西在他的眼里并不是一个稀罕物，可是，收藏的强烈欲望让他不能不雁过拔毛。在八九十年代，收藏热正在兴起，而且“收”东西的机会多得今天难以想象。

1986年前后，我受《收获》李小林的委托，去西安和贾平凹讨论一个作品修改的时候，贾平凹带我去了一个老先生的家里；这位老先生由于种种缘故，想把自己毕生收集的一些书画精品“让”给有心收藏的同行同好，于是我有了一个大饱眼福的意外机会。至于在老先生家里的所闻所见，这里就不多说了，只说一个细节。老先生先挂出了一幅郑板桥的墨竹中堂，告诉我，这幅是假的，然后又挂出另一幅一模一样的墨竹，又告诉我，这一幅才是真迹，并且说，如果我喜欢，八千元，我就可以把这幅真迹拿走。可是，八千人民币！八千，对我来说那可是天文数字，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巨款？还有，忍不住再说一个：老先生的一幅李方膺的双鱼图，出价才两千元，可对于我，一样出不起啊。今天再细说这些事，感慨自然太多了，不过我还是回到我和骥才的话题上来——在那一阵子，文化界不少人都在迷收藏，可以说，如今声名显赫的很多藏家，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沉溺于“收东西”带来的大欢乐中的。所以，当时我看骥才对艺术的热爱，多少是把他和藏家们一视同仁的。可是，我错了。后来骥才的所作所为，那些“藏家”怎么能比？

那时候，我并不了解自己这个朋友。

4

说起来，让我明白骥才是个什么人，真正理解他，大年三十之夜的电话骚扰还真是个关键。不过，那需要一个契机，需要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小窗忽然在你意识深处被悄悄地推开，于是你忽然看见了过去一直沉睡于心中的一片风景。

大概从九十年代末兴起一阵风，到了春节，北京人都到餐馆去过年了，一家人，一群朋友，订一桌饭菜，一起乱哄哄热闹两三个小时，于是，“年”就这么被“过”去了。这就是过年？是，现代化了，就这么过年。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这么“过年”，走出餐馆之后，我站在街头是如何惶惑，袭上心头的空落落的感觉是那么轻，好像自己是一片纸人，如果来一阵风，我真就可以飘起来，随风而去。可是没有风，寂寂的大街上只有黑暗和餐馆里的喧闹。

过去怎么过年？

每逢大年初一这天，陈建功、郑万隆和我，三个人会一定聚在一起，去给文学界老辈人拜年；那时候，我和万隆住在朝阳门，陈建功住在南城，离天坛不远，他骑着自行车，赶到朝阳门这边来和我们碰头——我不会骑车，三个人会齐之后，陈建功的车子就“废”了，可我们想过分头行动吗？想过去乘公共汽车吗？没有。自行车不骑，三个人轮流推着走，一路上说文学，说小说，说写作，就这样四处拜年，常常走遍半个北京。那是多远的路啊，说了多少话啊。当时都说过什么？早就忘了，可是，路边没有来得及清扫的一堆一堆鞭炮残屑，清晨的寒气里还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奇怪的是，从那个觉得自己可以飘起来的一刻之后，每到春节，两个记忆总是会涌上心头，一个，是去拜年路上的鞭炮残屑和清晨寒气里的火药味，另一个，就是骥才在大年三十晚上的电话。为什么这两件事在记忆里会这么紧紧地捆在一起？开始我没深想过，但是，渐渐地，那隐秘的绳索清晰了起来：没有了大年三十鞭炮声的欢乐，我们失去的，仅仅是一种节日习俗吗？仅仅是国泰民安的气氛吗？仅仅是对大吉大利的期盼吗？初一的清晨，空气干净了，人行道干净了，眼前的一切都像舞台布景一样清清楚楚、整整齐齐了，可是一条条大街变得轻飘飘了，人也轻飘飘了，什么都没有了重量感，这到底“有嘛好？”

这些感触很零散，时聚时散，可几乎在每年的三十夜里，都由于骥才那电话铃声的呼唤，重新聚到我的心头，一边怀念听筒里的那海潮一样的鞭炮，一边让我琢磨他这个人，他和我的不同。

同时，这也让我换一个眼光，琢磨他做的很多事情。

为省事，我这里只列举一些他主编的出版物：

2004年：出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

2008年：完成与向云驹合作的《羌族文化学生读本》；

2011年：出版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2013年：出版14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2014：出版《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全记录》；

2015：出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档案2001-2011》；

2016年1月：出版《20个古村落的家底：中国传统村落档案优选》和《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河北卷》（上下）。

——看看这目录，冯骥才的手，是不是真够长的？

岂止是手长。我相信，凡读过《漩涡里》的人都知道，这些可以称作大工程的出版物，还不过是他为了抢救文化所作所为的一小部分。

可我有一阵，还以为他不过是有收藏癖好，“玩物而不丧志”的人。

真正了解和认识你的朋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5

说起我和冯骥才，很多人一下就会想起“四个小风筝”什么的。其实，我和骥才来往，文学和写作虽然重要，可印象最深的，往往都是和艺术有关系的人、事、物，其中有一些经历，会永远在记忆里闪亮，光芒耀眼。

我这里想说其中最耀眼的一个。

1996年8月，中央电视台导演孙增田找我，说央视要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拍一部大型的纪录片，想请我做文学顾问，可以先到敦煌去做调研——罕有的机会啊，可以尽情参观敦煌，而且能看尽所有的洞窟！我马上就想到了骥才，后来又拉上了另一个好朋友，作曲家瞿小松（纪录片的音乐很重要）；这样就算是有了个顾问小组，到了九月，孙增田带着我们和央视另外几个人，先乘民航到兰州，然后租了一辆面包车，沿路看过去。

这一路的故事很多，都略去，就说一件：

走到武威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们附近的天梯山石窟应该去看访，不过由于修了一个水库，石窟实际上已经被库区的大水彻底包围了，周围都是山，也没有公路，要想进去恐怕很艰难。可是，我和骥才马上决定，没有路也要去，尤其是主洞窟的那座大佛，无论如何要去探访。还不错，想法子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可是一眼看上去，让人想到一匹瘦弱的小驴；后面有个拖斗车，一看就是平日农村里那种“跑运输”，专门拉砖、拉蔬菜、拉肥料、拉水泥用的。我真犹豫了，问骥才，怎么样，去不去？可是，骥才用行动回答了我：拉着同昭立刻上了车，这还犹豫什么？瞿小松，孙增田，还有我，自然也都爬了上去——这个拖斗实在太小了，大冯，可不是白叫的，确实体积大，一下子，他和同昭正好坐满了拖斗的前边，剩下我们三个，只能都挤在后边。不过，上路没多久，才发现麻烦的可不是车子小，是颠簸，五个人晃来晃去活像五个大土豆。我想，介绍我们去看访大佛的人，一定也不太熟悉当地的交通状况，不然，大约不会这么冒失地让我们乘手扶拖拉机走这样的一条险路，要知道，当时的冯骥才，已经是全国文联副主席了，那也是个不算小的官吧？

今天回想起那条通向天梯山大佛的路，还是很后怕。那是路吗？当然能算是路：沿着水库，一边是很陡的山坡，一边是烟波淼淼的辽阔水面，所谓路，其实就是山坡中间的一段一段有些模糊车迹、草木稀少的小道。这些小道崎岖不平就算了，四周渺无人烟也算了，让人时时心惊的是，这些疙里疙瘩的路面还往往向水库那边倾斜——载着五个活人（其中还有个体重不一般的“大冯”）又摇摇晃晃的拖斗，如果顷刻之间翻到水库里，那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事：没翻车，是运气；翻了车，很正常。不想在这里啰嗦那一路上的“险情”了，简单说，骥才带着天津味儿的一个接一个的笑话，让我们不仅化险为夷，还一路谈笑风生，我记忆力不好，那些笑话都随风而逝了，我一个都没记住，真是可惜。我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是同昭，她始终面带微笑，很随和地给骥才帮忙，不断给他的说笑添枝加叶。后来，当冯骥才变成了一个唐·吉诃德，没有马，没有长矛，孤身一人为挽救文化遗产向全中国的官僚主义挑战的时候，我时时会想起同昭的镇静，心里就暗暗为老朋友庆幸：你毕竟还是比唐·吉诃德幸运太多了，因为在你身边不远的地方，永远有同昭悄悄地和你同行。

话说远了，回头说天梯山大佛。

我们兴高采烈到了目的地，可是走下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之后，每个人都像被迎头打了一闷棍，立刻都闷了下来，大佛倒是立刻看到了，可是那情景不说触目惊心，也可以说十分凄凉，一种让人心生寒意的凄凉：一道半圆的水坝把佛窟和大水隔开，混凝土大坝里头，形成了一个深坑，二十八米高的释迦摩尼像右手施无畏印巍然倚坐在这坑里，尽管宝相庄严，可是这庄严反而让人生出一种伤感和凄然，还有一堆沉重的疑问。人人一起失语，个个心头一片乌云。不过，在我们之间，还是骥才的变化最为强烈，刚才还嘻嘻哈哈的一张明亮的笑脸，一下子变成了一片灰色，而这灰色里叠印着迷惘、惶惑、忧伤、沮丧、沉痛——多少种情绪最后在汇集于他一双不大的眼睛里，也融入到眼边、嘴边每一条变得僵硬的肌肉之中，那是什么样的心痛？难以形容。

我永远不会忘记骥才这惶惑又沉重的表情。

关于天梯山洞窟艺术，今天似乎没有多说的必要，到网上随手一点，就能看到为方便旅游所提供的种种相关知识，而且其中还不缺少对天梯山洞窟艺术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的介绍，但是我还想说，在我看来这些文字还是太轻薄了，是的，轻薄。且不说在四至五世纪北凉文化曾经怎么大放异彩，而天梯山石窟的开凿正是北凉文化的精髓的表达，只要想一想，伟大的佛家文化东传的路线，特别是犍陀罗——克孜尔——天梯山——麦积山——云冈，然后曲折南下至龙门——响堂山——大足这条石窟艺术的行进路线，想一想这路上的每一站，都不仅是中国人，还是全人类的辉煌的艺术宝藏，而天梯山洞窟群是这宝藏链的第一站，它的重要性还用多说吗？可是，悲剧的发生往往平平淡淡：具有如此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个艺术宝库，在五十年代末，为了修一座黄羊洞水库，竟然被堂而皇之地公然破坏，很多从五代时期历经千多年劫难流传下来的壁画、佛像、文物又在“抢救”里进一步毁损，到最后，劫余灰烬竟然所剩无几。悲剧到此为止了吗？没有，后边还有荒诞剧：旅行者稍微仔细一点，你还会得知，天梯山艺术宝库的毁灭，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专家对水库的蓄水量和规模作了误判。误判？是误判！——原来，如果专家们仔细一点，水库的蓄水本来可以不用淹没大部分洞窟，也就是说，天梯山石窟本来可以躲过这一劫！

当然，今天再去追究这悲剧和荒诞剧形成的种种细节，已经没有必要。但问题是，在今天，这样的演出并没有停止，不但没有停止，在某种意义上演出的规模更大了，也更理直气壮了——我这么说，也许有人会觉得过分，可是你如果认真读过冯骥才的《漩涡里》这书，我想多半会同意我的看法，并且有理由进一步追问：难道经济的发展一定要破坏文化遗产吗？如果青山绿水是金山银山，文化遗产难道不比金山银山更宝贵吗？不管误判不误判，当年为了几万亩农田就毁掉天梯山石窟这样一个如此璀璨的历史文化明珠，这个决心下得为什么那么容易？你可以说，这决心后面是愚蠢，那可不是一般的愚蠢，而是一个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发展主义的坚硬逻辑。

说实在的，三十年前的我们，孑立于把大佛洞窟和浩渺水波粗暴地隔开来的大堤上，背对着阵阵的秋风，一边面对释迦摩尼像低声细语表示恭敬，一边疑惑地交换彼此的伤心之时，想过这么大的问题吗？有过对“发展”的疑问吗？应该没有。不过，每当回忆当时的情景，冯骥才那灰色的脸庞，还有那一双迷惘而痛苦的小眼睛，总是浮现在我眼前。还有他的一句沉重的叹息：

“他们对得起祖宗吗？”

他们是谁？

6

我还是先把话头收回来，继续说我们的敦煌之行，我说了，“其中有一些经历，会永远在记忆里闪亮，光芒耀眼”，现在我说说其中最耀眼的一幕，那不只是耀眼，应该说是让人永远难以忘记的辉煌一幕。

这事发生在我们礼拜第220洞的时候。

和所有的人一样，进到洞里，我们只能凭借手电筒投出的不大一片光斑，一点一点地探索和发现，而每一次的所见，不管是一道衣褶，一片颜色，一个手势的美妙造型，一组流畅得犹如音乐一样的线条，几乎都引起我们一阵又一阵的兴奋，不断发出欢呼和惊叹；有时候，把几个手电筒的光斑拼在一起，在两尺方圆半明半暗的光晕里，或是出现菩萨头上灿烂的背光，或是出现七宝璎珞映照下的半透明的透体罗衣，我们的惊叹就几乎变成了欢呼。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巨大的喜悦和满足在你心里膨胀起来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现实感的。我们在220洞里究竟逗留了多少时间？几个人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不过，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我们走出洞门，在明亮的阳光下个个都睁不开眼的时候，冯骥才可是非常清醒，他一眼看见下一层洞窟的栈道上，走着几个人，推着一个小发电机和一些摄影器材——谁想得到，这时候我们的幸运来临了（哎，这是什么样的幸运啊！）——我就不细说过程了，总之，骥才发现他们是敦煌研究院摄影部的，正在拍摄一部纪录片，于是立刻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为我们刚刚探访过的220窟，用他们的灯源设备作一次全窟的照明？换了我，是绝不敢有这奢望的，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在心里埋怨大冯，这要求也太过分了，得陇望蜀，你梦想得太多了。然而，对于一个总是在梦想里生活的人，梦想和现实的界限本来就不清楚。得陇望蜀？这不是问题。

下面的故事就是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当220窟突然被碘钨灯照亮，全洞大放光明那一瞬间，我们一行人不由得都立刻屏住了呼吸。

每个人都被眼前的辉煌镇住了。

从那以后多少年，每当我想向什么朋友形容那一刻的感受，或者试着用文字表达那一瞬间的印象，我都找不到语言。那也根本不是用语言可以描述的。试想一下，在几分之一秒的一刹那间，黑暗被一片耀眼的光华代替，你于晕眩中什么都来不及分辨，只有一个感觉：眼前的千万意象全都那么富丽堂皇，全都那么光芒四射，想一想，那是什么样的震撼？可是待你稍稍平静下来，南、北、东三壁的经变图已经如梦幻一般涌到眼前，你马上又会心跳加快：碧波荡漾的七宝池水，盛开的莲花，凌云的经幢，高耸的梵宫，蓝色的天空，在五彩祥云里散花的飞天，肃立于以红蓝两色琉璃铺成的富丽堂皇宝台上的药师佛，还有跏趺端坐于七宝池莲台上的阿弥陀佛——一切都如《阿弥陀经》中的景象：“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你觉得自己闯入了人佛共享的佛国极乐净土，甚至为自己这闯入多少感到惶恐，可是，环顾之下，你又发现自己还面临着另一番景象：菩萨的透体罗衣，戏水化生童子的格式花纹的短裤，来自异域深目高鼻的异族王子，在波斯地毯上跳胡旋舞的曼妙舞姬，共二十八人的大型乐队所持中原和西域的各种乐器，巨大的西域式塔形立地华灯，在讲经中意气飞扬、目光炯炯的维摩诘，这一切又都让你一瞬间身处于生气勃勃、充满青春气息的贞观年代。这是如梦幻泡影的梦境吗？这是时代的欢乐颂吗？这就是大唐气象吗？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或者，那是人对美好生活想象的一个极限。

7

关于220窟那辉煌一刻的感受，本来我可以说得更多，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可我不能不说，这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冯骥才一念之间引来的光明大放，我是不可能有如此的幸运和福分的。他生未卜此生休，就为这一件事，我会对骥才感激终生，虽然感激这词没有一点重量。不过，就本文的目的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我从来没有问过骥才，敦煌之行，特别是我们共同在220窟分享的那辉煌的一刻，对他后来决心投身全国文化遗产的抢救是不是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很少在朋友之间讨论有关个人命运重大决定的话题，那很别扭。但是我以为敦煌之行，特别是220窟那辉煌，不但对骥才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决定性的。

这有文字为证。

敦煌归来之后，骥才不仅为计划拍摄的纪录片写了一本名为《人类的敦煌》的文学剧本，还另外写了一本书，题目就是《敦煌痛史》。在这书里，他重新检视了历史留下的一道道伤口，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清晰地看到它被紧紧夹在精明的劫夺和无知的践踏之间，难以喘息，无法自拔，充满了无奈。我们谁也帮不上历史的忙！然而，这文化悲剧往往是一个民族文明失落后的必然，而这悲剧还有一种顽固性。如今我们所剩无多的文化遗存，不是依然在被那种“王道士式”的无知所践踏着吗？”这声呼喊痛彻心扉。它直接来自220窟，来自那如梦幻泡影的梦境，来自那光芒四射的欢乐气象，然而，没有梦，也没有欢乐，只有无奈和焦虑。可是，有多少人听见了这声音？又有多少人在意了这呼喊？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孩子挥着红灯，声嘶力竭地喊着前边有险情，一列火车仍然在他面前风驰电掣，呼啸而过。

回顾骥才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常想，生性乐观的他，是不是想过，他为之付出的事业中有一种悲剧性？是不是意识到，不管他已经获得了多少成绩，他都是一个当代的唐·吉诃德？我猜他没有往这方面想过。有的人就是具备这样令人羡慕的天性：他只对喜剧敏感而完全忽略悲剧。

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2006年3月，作为政协委员，冯骥才向“两会”提交了《规划新农村建议要注意古村落保护》的提案。从那以后，古村落保护又成了他“抢救”的另一个工程。然而，他在有关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一段全是数字的话：“首先谈传统村落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我给出一个最新调查统计的数字：在进入二十一世纪（2000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三百六十三万个，到了2010年，仅仅过去十年，总数锐减为二百七十一万个。十年内减少九十万个自然村。它显示村落消亡之势的迅猛和不可阻挡。”

——你不觉得他做的很多事，都是螳臂当车吗？

我有时候会拿冯骥才和马尔罗作比较。

这两人的人生经历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可是，如果就两个人对文化的厚重感情来说，或者就民族文化保护的所作所为来说，他们又很像。马尔罗对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可以说无所不至，无微不至，从修缮卢浮宫、编制全法国文物总目，到定期维修和清洗巴黎主要纪念性建筑，到推广每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建立“文化之家”，几乎只要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任何角落，都有他的手印和足迹。但是，他做这一切，不是因为他是作家，还因为他是堂堂文化部长，而且，他有全法国上下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作后盾，让他为所欲为。可是再看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和马尔罗又有多少可比性？不说别的，为了成立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他还需要靠卖画来筹集第一笔资金。话又说回来，难道冯骥才做的，不是比马尔罗更多吗？试想一下，要是让马尔罗面临一个“十年内减少九十万个自然村”的国家，他又能做什么？

不，骥才和马尔罗一点都不像。

他是一个总是操心与己“无关的事”的“冯·唐·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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