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广场 记者尚洪涛摄
柳青,影响了一代人对文学的认知,也就是要做真实的时代记录者,做语言风格的创新者,做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创业史》提供了乡土的来龙去脉的思路,也就是着眼于农民传统的道德理想,分久必合的生产关系及城镇化道路的警示。
我到皇甫村去过多次,和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做过彻夜的长谈。有一次我和朱鸿结伴,和王家斌一块住在牛棚里面的炕上。王家斌说,分田到户后他老婆在哭,年轻时给集体干,到老了给自己干,干不动了,吃啥呀?他说,没啥吃了,我守在县委食堂门口,我就不信没人不给咱一口饭吃。王家斌带着我们到原上说,柳青当初说,我们都把墓地放在这儿,能望见终南山。当时墓碑在荒草堆里,西安市作家协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建了一个碑楼,还想在这里建一个柳青纪念馆。王家斌死于柳青忌日,作家与农民的血肉情感,可见一斑。柳青和王家斌的关系简直是亲如兄弟,王家斌背着柳青到医院去,当时柳青只有几十块钱的生活费,王家斌还借给他几十块钱。一个农民给一个老革命作家借钱,因为他们的命运是共通的。柳青不是两面人。
我初读柳青《创业史》,是上大学时在渭南实习,和郑定于老师,李孑老师,还有陕西日报老总编丁济仓,写双王村史。那本《创业史》,眉批都是批判的词句。回过头来看,柳青是一个忠实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王家斌说过,柳青有一次批评他,我让你把这个女子改霞和梁生宝的关系调整好,却让她跑到城里去了,你让我后面怎么写?
改霞进了国棉纺织厂,我最近正采写《梦桃》,面对美颜迟暮的纺织姑娘,我猜想她是不是那个改霞,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这是《创业史》给我的一个美的符号。
柳青《创业史》忠实记录的那个时代,是要走苏联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道路,一种向往。到了三十年后的陈忠实,却动员农民分田到户。
前些时间,有读者给我寄了《人民文学》1981年合订本,有发表我的《故乡柿子》,意外发现同期的陈忠实短篇小说《苦恼》,写一个公社书记在推行土地承包制的心境,有迷惘也有苏醒。我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当时的合作化是历史的必然,三十年后分田到户也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我归园的老家,又在推行合作社,搞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特定时期的螺旋式递进,又一番轮回。地不值钱了,撂荒了,就必须集束式经营。一亩地打几百斤麦子,收入一二百块钱,流转后给你五六百元打到卡上,参加劳动一天还有80块钱,增加了收入。我的八旬老妈也有两亩地,原来一年收入也就二三百块钱,现在一年收入千把块钱。
我认为,任何历史发展的阶段这种螺旋式的上升都是合理的,只能去反思历史性的失误,以供在前行的路上能更好地把握生产关系,把握自然资源和人地关系。
何谓语言风格的创新者?我非常喜欢柳青的文字语言风格,他的语言风格也不完全是民间的,他吸收民间的同时又有传统文学的基因,也有西方文学的营养,与他的英文专长有关,所以他的文字你读起来是非常的优美,现实而浪漫,土洋兼备,极富审美价值。柳青的语言对一代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
陈忠实《白鹿原》写的是民国时代,笔调厚重甚至惨烈一些。路遥《平凡的世界》写现实,带有一定的激情和理想主义色彩。贾平凹《秦腔》,是写秦岭南边山里的事,优美中多了玄虚。杨争光的文字也是在关中语言基因中提炼出来的,可能生猛一些。回过头来看柳青《创业史》的语言,你去读它,不管读到哪个章节,你都感觉到是一种舒展的审美享受。
我和路遥在陕北的龙王庙住过一个月,他写一个中篇小说,写不下去了就翻看柳青《创业史》,虔诚地向柳青学习,如何通过人物的心理语言呈现所处的生存背景,怎么去表述事件和人物的精神处境,这里面有审美的含量。
何谓知行合一的实践者?柳青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他当时对于农村饲养牲畜总结出科学的办法,同时写有陕北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专业性文章,多年前已经关注到生态问题,启示了之后退耕还林策略的推行,也就是说,他把一个作家的文学认知,适时地与社会进步和周围群众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践知行合一的理想。
所谓提供了乡土来龙去脉的思路?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理想,在柳青的作品里,梁生宝们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在儒教的宗法制度的思想熏陶下生活的,首先是勤劳,其次是善良。这种传统的道德理想,在日益现代性的私有化的趋向中产生了裂变。土地确权,吃了定心丸,其实农二代三代已经和土地没有多大关系了。回去割麦子只是乡愁的释放,那些麦子是不大值钱的,顶多是一种精神寄托。
分久必合或合久必分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三十年河东河西,谈不上对与错,历史不可更改或割裂或舍弃,只能坦然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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