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物事系列散文 升斗的消失 安黎

安黎专栏

安黎，原籍陕西耀州，现居西安，为《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六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等十余部书籍。曾获柳青文学奖、西部文学奖、黄河文学奖、西安文学奖等。诸多作品或被编入语文辅导教材，或被报刊杂志等转载。

有一个词组，曰“升斗小民”。升斗二字，在这里表达的意思，颇具多重性：一是微小，二是寻常。当然，还有贬低或自我贬低的感情色彩，弥漫于其中，其弦外之音是，作为“劳力者”的庶民，绝然不能像展翅的雄鹰那样遨游九天，只能做胸无大志的小鸡，专注于在墙根草屑刨食，对社会气象的风云变幻，既无力关心，也无从知晓，更无资格参与。

升与斗，本是在农耕中国存续许久的计量器物，为木匠手工制作的木制品，呈不规则的立体方形。斗的底盘与端口，尺寸差不多等同，但其腰部，却缓缓而隐隐地外拱。也就是说，两头小而中间大。升与斗不同，底小口大，其状宛若现今人们举在手里的方形茶杯。

升在斗面前，自惭形秽，属于典型的小字辈。如果斗是班长，那升充其量是战士；如果说斗是大象，那升最多只是羔羊。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石。石，为计量江湖中的老大，高坐云端，类似于层级分明的计量金字塔中的帝王，独霸天下……这样的计量模型，形成于秦汉时期，并早已格式化，延续两千余年而岿然不动。

街市的买卖，常用的度量衡是秤；但在习惯于以物易物的乡野，在粮食的交易或互借中，升斗则大行其道，犹如人进食的碗筷，须臾都不能缺席。佃户租来地主的土地耕种，约定的租金，是一亩地向地主缴纳三斗或五斗粮食；家里断炊，要向亲戚或邻居借粮，也是拎一个斗或拿一个升子前去敲门，声称要借几斗几升，而不是几斤几两。

在我的年少之时，斗与升还随处可见，为每家每户的必备之物。夏收或秋收之后，想要搞清楚收成究竟如何，都要将那些碾打的麦粒或剥离的玉米粒，揽入斗中，一斗斗地衡量。过一斗，用木棍在地上划一道；再过一斗，再划一道……道划多了，人的脸就晴朗了；道划少了，人的脸就阴沉了。

那个年月，挖地靠镢，砍柴靠镰，锄地靠锄，碾场靠碌碡，最为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不过是两个皮轮的架子车……每一个从播种到收割的轮回，无不殚精竭虑，汗流浃背，然而粮食，却时常像无悲者假惺惺的眼泪，即使再努力，却也挤不出几滴来。粮仓空空荡荡，炊烟气若游丝，那些蜡黄面孔上贫弱的眼神，奄奄一息地闪烁着食欲的火苗，仿佛瞥见一只飞蛾，都想扑上去将其吞咽。吃了今天没明天，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向亲邻借粮，犹似家常便饭。你借我家的米，我借你家的面；你借我家的小麦，我借你家的玉米等，借借不已，还还不休。而借与还，都是以斗和升为计量单位的。

宽厚的人，懂得感恩，在借到他人一斗粮或一升面后，自己归还时，执意要给升斗“戴帽”。但奸滑之人，总是图谋着贪占他人的便宜，借时信誓旦旦，动听的言词若蜜汁流淌，但偿还时，却耍起小聪明，玩起小把戏，绞尽脑汁地在升斗上暗做手脚：要么故意将粮食装不满，要么将面粉抖擞得很是虚浮，要么家里暗藏一个特制的升斗，用大斗大升借，用小斗小升还……世间百态，人心薄厚，一个升子一个斗，就能将其悉数掂量。

升与斗，陪伴华夏走过山重水复的漫漫之旅，也验证一个古老族群遍尝苦痛却生生不息的坚韧之志。斗和升，盛过粮食，也盛过岁月；盛过满足，也盛过失落；盛过欢欣，也盛过叹息。当日夜的辛劳仍填不满升斗，当人生的全部内容，仅简化成为填充饥肠辘辘的肠胃……人活着的所谓幸福，便虚化成了天边的云锦，看得见，却永远抓不住。

忽然之间，现代科技催生出的电子秤，犹如粉墨登场的绝色新欢，搔首弄姿，扬臂伸腿，硬生生地将年老色衰的旧爱升斗，逼向退无可退的墙角，逼下计量的舞台。如今，在偏远的农村，升斗也已被弃之不用。即使偶尔在某个角落瞅见它们的身影，它们也是一副肝肠寸断的模样，仿佛有许多的委屈急于向人倾诉，却有言无口。它们老了，疲惫了，身上落满尘埃，心里降下霜冻，十足堪怜。但无论如何，对于曾效力于我们、为我们坚守过公平的它们，至少，我们是不该从记忆里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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