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后的“西湖会谈”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一系列秘密接触，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穿针引线

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寻人启事”，启事要求被寻者“伍豪”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此人正是国民党 “中统”特务干将张冲。自“寻人启事”刊出后，他便派出特务在约定的地点昼夜蹲守，一守就是几个月。

对此，中共中央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做出决定，派潘汉年处理此事。后几经辗转，潘汉年、张冲终于实现了在香港会面。

尔后，双方一同北上，先后到达上海、南京，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自10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

风云突变

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作为蒋介石随行人员的张冲也一并被扣押于西安，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

此刻，南京国民党内部已是乱作一团。情急之下，“第一夫人”宋美龄致电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宋庆龄之后立即约见了潘汉年。在此紧迫形势下，潘汉年及时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

在此基础上，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促成了宋子文等以及张、杨和中共的三方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初步协议。

化敌为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开始同国民党正式谈判。

在西安时，蒋介石本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相继发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 ”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在此情况下，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西安会谈起初较为顺利，达成了部分协议。但到最后即将签署时，蒋介石却出尔反尔，指使谈判代表推翻了协议。在周恩来再三请求下，中共中央同意他前往国统区与蒋介石面谈。

分久必合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后转道杭州，再次与老对手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

3月的西湖，以她的妩媚多姿吸引着众多的游客。而位于湖滨的“澄庐”别墅，也悄悄地迎来了蒋介石夫妇。在张冲的安排下，周恩来和潘汉年在烟霞洞这一秘密场所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落座之后，蒋介石心绪颇佳，显得很爽快：“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变后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 ”紧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但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 ”

凭着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验，周恩来瞬间便洞悉了蒋介石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于是，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此时，周恩来抓住机遇果断提出了中共的六项具体要求……此次秘密会晤，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仲向平 史桢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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