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77年高考

1977年，我17周岁，在西安一所厂矿子弟学校上高中一年级。进入秋天，我们得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恢复高考了！

本来高二生是应届生，他们和社会上符合条件的人才参加高考。学校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让我们高一年级的5位学生也参加了高考。

我报了艺术专业，文化课在什么地方考的，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数学卷子上大部分考题都不会，甚至连根号2都不认识，还认为是不是考卷将除号印错了？一元二次方程或二元一次方程，因式分解和分解因式更是搞不清，可见肚子里没货，没有学到东西！

我们是1968年开始上的小学，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那会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经常在“停课闹革命”或者在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当时我们的偶像是“反潮流”英雄黄帅和“白卷”英雄张铁生。开大会，开小会，参加各种劳动和社会活动，比上课还要多。尤其是上中学后，读书无用论流行，认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觉得眼前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情绪比较低沉。为了下乡后不受欺负，进而称王称霸，整天舞枪弄棒，以学习武术、摔跤、格斗为主，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偷鸡摸狗不在话下，早把书本马放南山了。

临到高考，才临时抱佛脚，勉强看了几本书，美其名曰“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艺术专业的专业考试点是在现在的西安音乐学院，当时叫西安艺术学校。因为我家住在西安东郊灞桥的庆华厂家属区，距考点大约二、三十公里，要倒好几趟公交车才能到达。因此，当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了，弄得一家人不得安宁。第一班公交车是早晨六点的，还要提前赶到公交车站。

记得是父亲送我去车站，正是隆冬，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等车时更是冻得厉害，父亲把他的大衣强行给我披上。路上父亲给我讲了一路，千叮咛万嘱咐，大概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周仓无智，扛刀一世。”“若要强，扛起枪；强中强，进学堂。”真是一片望子成龙之心，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到了考点，参加考试的大约有几百人，同伴里还有30岁出头的人，他们一脸沧桑，一些人差不多可以当我的叔叔了。我只带了一块画板和几张素描作品，有的考生竟带来成卷成卷儿的油画、国画和成沓成沓的水粉、水彩画……我一看这阵势，肯定是必输无疑了。

好在平时比较爱看“闲书”，语文考得还凑合；英语只会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答题的办法主要就是“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当年的录取率只有4.7%，也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学校77级应届生好像考走了一个，厂子弟往届生走了两个，我们78级5个人全军覆灭。

我的三姨、二舅、四姨因外公出身富农，有“历史”问题，没有报成名，但他们后来都陆续考上大中专；我的两个姐姐没有参加报名考试，留下了终身遗憾；而我，却从此认准了：好好学习，参加高考！这是当时青年人唯一一条公平、公正、又不用求人的出路，最终的确是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王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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