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到1970年4月,我在老家曲江公社西曲村当了一年农民。那时曲江公社虽为“粮棉区”,但生产队仍然保留了几亩菜地,种些韭菜、茄子、辣椒、萝卜等“大路菜”。多数情况下,这些菜都发给社员们调剂生活了;偶尔也会有多余的菜,队上便派人拿出去卖掉,以此增加队里的收入。卖菜时两人一组,由一位强壮男劳力拉车、把秤,再配一名年轻人帮忙拉车和收钱。由于外出卖菜工分照挣不误,每天还能得到0.3元的补贴,所以许多队员都抢着去。但据我观察,大家对做生意似乎都不太在行,反正别人每次上交的菜款总没有我多。我在卖菜方面的“才干”引起了队长的注意,他从此对我十分器重,经常派我出去跟车卖菜。
严格意义上讲,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和小集体是不允许私自卖菜的,我们虽以生产队的名义卖菜,但也不能大张旗鼓。出于保险起见,队员们拉架子车在农村走街串巷零售,也就是“打游击”,西安城东南旱塬上一些村子便是这场“游击战”的“主战场”。
记得1969年农历四月底至五月初,正值大田里头镰子韭菜收割,当时韭菜销路很好,队员们舍不得自己吃,合计着全部卖掉。“五一”节那天,天还没亮,队上便将所有韭菜装满三辆架子车,然后选派了我和另外5个人拉车出去卖菜。接到命令后,我和队里一位刘姓大哥便拉着满满一车韭菜艰难地出了村、上了南坡。我们行动的路线比较迂回,先由春临村西边直到裴家崆村,回头再次进入春临村,之后慢慢往东北方向游走,一路吆喝叫卖,“转战”于五典坡、三兆、缪家寨、黄渠头、岳家寨、孟村、新开门、北池头、后村、乐居场等十几个村子。我们就这样边拉车边卖菜,全然不顾饥渴。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车上只剩下4捆韭菜了,我和刘哥累得实在没劲儿了,便在路边坐下来休息了一阵子。闲谈之中,我突然蹦出一个大胆的提议:不如进城转一圈,顺便把剩下的韭菜卖给蔬菜公司。
听了我的想法,刘哥起初不同意,担心被当作卖私菜“抓个现行”;但我执意要进城,他见拗不过我,便一同去了。我们从乐居场向北由东关南街拐向东门,进城后直奔大差市。当时大差市十字稍南、和平路西侧西安饭庄附近有一家“和平路蔬菜公司”,规模较大。到了公司门口,我们见没人值守,便放慢速度,壮着胆子吆喝:“卖韭菜,卖韭菜了……”这一喊可不得了,把公司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招了出来,他指手画脚地对我们说:“不准在大街上卖菜!”还说要把我们的菜“收掉”。我和刘哥一看大事不好,但跑也跑不了,于是很不情愿地把剩下的4捆韭菜搬了进去,放在公司空空如也的台子上,一过秤,共有12斤多。我原以为这4捆韭菜要被“没收”了,十分心疼。没想到那位“领导”让我们等一下,之后让过秤员开具了发票交给我,让我拿着去出纳窗口领钱。我们两个人拿上钱,拉着车子,一溜烟往回赶。
回到队上,我们立即上交了菜款,队长高兴地说:“不错,就属你们这车卖得最好,收入最高!”受到表扬后,我和刘哥没工夫激动,便匆匆离开了。回家路上,我俩都暗自庆幸,心想下次可不能私自去大街上卖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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