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阿房宫大戏院”

“阿房宫大戏院”的门楼（摄于1932年）作者供图

朱文杰

南院门周边的盐店街、五味什字、竹笆市是西安放映电影的肇始之地，这一带也曾占据了西安电影业的半壁江山。此间众多影院以阿房宫大戏院（后名“阿旁宫电影院”）名声最为显赫，乃是民国时期“西安八大电影院”之首。

由周伯勋父子倡议兴建

西安早期的电影放映大都是流动性的，而且起步较晚，比起东部一些大城市晚了约10年。时至上世纪30年代，西安的电影业突然崛起，出现了十余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影放映场所。这些竞相建立的电影院存在很多问题，它们大多机器破旧，加之经营不善，片源不足，大部分严重亏损，为时不久便宣告停业，其中先声电影院因机器多次发生故障，开业不到半年便夭折；国民电影院经营三个多月就关门大吉；民众电影院只经营一个半月即告停业；世界电影院1931年6月15日开业，同年底倒闭……纵观西安的老牌影院，唯有阿房宫电影院一枝独秀、长盛不衰，确实为电影放映业的奇迹。

时间退回到1931年，著名演员周伯勋由上海回到故乡西安，谋划着在这里开家电影院。周伯勋约请几位社会贤达共商此事，统一认识后，委托其父周凤岗主持操办，并将自家位于竹笆市北口路东26号的私宅作为院址，设计并命名为“阿房宫大戏院”。

据《陕西省志》载：“武少文、周伯勋、韩仲鲁、韩望尘、刘尚达、封至模等人发起并采取招股的办法，集资12万元（4800股，每股25元）兴建大戏院。董事长为韩仲鲁，常务董事韩望尘，董事兼经理武少文，董事兼驻上海业务代表周伯勋。全院有员工34人，分设剧务、片务、机务、总务四课”。为保证放映质量，周伯勋还特地从上海拉来了一支专业队伍，其中有放映人员和发电工人等。

独树一帜的豪华配置

1932年6月19日，阿房宫大戏院落成并举行了开业典礼，当年6月20日的《西北文化报》记载了该院的开业盛况：“阿房宫大戏院昨日上午十时举行开业典礼，各机关男女来宾约500人，由韩仲鲁任主席，李毅任司仪，封至模做报告……该院设置完备，选片亦佳，堪为西安高级之娱乐场所”。

当年阿房宫大戏院的门楼颇具古典民族风格，为半宫殿式，大门两边飞檐下竖起两根朱红大柱，上面盘着两条金龙，龙口含着明珠（镶进灯泡），门脑安装一颗大型“彩珠”（实为灯泡），形成双龙绕柱、腾空戏珠的壮观势态，飞檐四角雕刻着祥麟瑞凤、威龙灵龟。阿房宫大戏院的门楼不仅白天好看，入夜龙口灯光灿烂，更为夺目。

阿房宫大戏院布局新颖，是西安第一家无柱子遮挡的新型影剧院，使用的放映机也是德国制造的艾诺门I型无声放映机。放映厅分楼上楼下，能容600余人，配备木制靠背椅，座位舒适。映厅后部小阁楼上8个贵宾包厢一字排开，显得高档而豪华。

开业当天，阿房宫大戏院放映了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古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这三部影片皆由著名影星阮玲玉主演，虽为无声默片，但也引发轰动，阿房宫大戏院由此一炮而红。

开业后的几年里，阿旁宫大戏院只放映默片，直到1934年，随着美国影片《冰岛奇遇记》上映，阿房宫大戏院第一次迎来了有声电影。传说放《冰岛奇遇记》时，剧中人出声说话，把观众惊得一塌糊涂，有不明究竟者，非要上后台找银幕上说话的演员，十分好笑。

极其重视广告宣传

阿房宫大戏院成立之初所打的广告语都显得豪气逼人，有独占鳌头之势，如“唯一高尚娱乐场所”“声光座俱臻上乘的西北电影之宫”“专映中外最佳巨片”。为了给即将上映的新片造势，阿房宫大戏院在宣传上不遗余力，手段多样而新颖，预告片、霓虹灯、路牌、特刊、剧照、海报、说明书和报纸广告铺天盖地，做到了“全方位轰炸”。阿房宫大戏院经常在报纸上刊登大幅电影广告，还开设影片预告专栏，将下期开映的影片公布于众。1935年1月1日，阿房宫大戏院选择《爵士歌王》作为“新年大奉献”，当时曾以整版进行广告宣传，这是阿房宫大戏院自开业以来版面最大的电影广告。1937年6月19日，阿房宫大戏院开业5周年时，又特意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特选富丽华贵之音乐歌舞艳情片《琴挑》半价连映三天，聊表谢忱，而庆同乐”。

值得一提的是，戏剧家封至模先生还专门为阿房宫大戏院放映影片设计过《说明书》，其中详细介绍了电影内容、演职员表、电影插曲，还有一些伴随影片内容产生的观众问答，增强了影院与观众的互动。这些《说明书》印制精美如画页，令人爱不释手，成为有心人珍藏之物。1983年，在上海著名电影艺术家孙瑜从影50周年纪念活动的资料展览上，出现了多份阿房宫大戏院的《说明书》，成为历史的见证。

以放电影支持抗战

上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阿房宫大戏院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阿房宫大戏院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运动基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签订了业务协议，促成该公司摄制的反帝反封建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月光》等来陕映出。抗日战争时期，阿房宫大戏院将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等十余部影片从重庆运到西安映出。抗战胜利后，阿房宫大戏院又与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昆仑影业公司签订了供片合同，将该公司摄制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进步影片搬上西安银幕。

抗战时期由于不时停电，阿房宫大戏院为保证影片正常放映，专门购置了柴油发电机。当时自用的柴油发电机可是个稀罕物，据说1943年麦收时节，蒋介石在长安王曲皇甫村召开军事会议，当时布置会场要装电灯，但没有发电机，为此还特地从阿房宫大戏院借来发电机应急。

触怒“总爷”惹大祸

正所谓树大招风，1946年，阿房宫大戏院发生了一起不小的纠纷，此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震动古城，被称为：“祸起阿房宫，‘总爷’寻衅惹事端”。

所谓“总爷”，实际是国民党驻扎在西安的十五军官总队，简称“军官总”，该部士兵平日军纪涣散，总爱惹事。1946年4月6日，该部士兵霸王硬上弓，没有票却硬闯阿房宫大戏院，随后和门卫争执口角，起了纠纷。正巧这时西安警备司令部纠察队经过，就把为首闹事的几人带走了，剩下的人见状立即炸锅。这伙蛮横惯了的好事之徒，一面回驻地叫人，一面涌到西大街的警备司令部大门口索要被逮捕之人。这些人越聚越多，借机闹事连骂带吼。警备司令部也不好惹，抬出拒马路障，士兵荷枪实弹，还架起两挺轻机枪，剑拔弩张，如临大敌。后来，“军官总”一帮人扛枪冲击已关了城门的小南门，又是朝城墙上放枪，又是朝城河里扔手榴弹，闹得西安城南关门3天。

整件事闹到最后，倒霉的还是电影院。为了息事宁人，当时西安城内所有影院、戏院除列有“荣军席”外，还增设了“军官总队席”，这可是不要钱的座位。至此，“军官总”的这帮人更加肆无忌惮。

新中国成立后，阿房宫大戏院迎来了新生。1950年，大戏院在翻修后座位增至800多席。1951年4月15日，阿房宫大戏院由陕西省文教厅接管，更名为“阿房宫电影院”。1989年，又更名为“阿房宫艺术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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