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电影票偶遇作家柳青 □张君祥

上世纪70年代初，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火遍了整个西安城，全市各大影院不分昼夜地连续放映，但依然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为此，西安市从文化系统抽调人员，到各大影院协助工作。

西安市文化馆的南子仲老师，也被抽调到南大街光明电影院帮助卖票。我当时在郊区文艺中心创作组工作，由于和南子仲老师私交甚好，郊区文化科的领导便派我联系买电影票。我先用电话和南子仲老师取得联系，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去他家买票。第二天一早，我和同事郭义民就前往大学东路北口团省委家属院，来到南子仲老师家里。我们拿到电影票后，赶忙就走，谁知刚跨出门坎，迎面撞上作家柳青。

1966年元月，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办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时，在作协会议室（即高桂滋公馆）聆听了柳青老师《深入生活，如何创作》的文学报告。那时柳青老师剃着光头，留着八字胡须，红光满面，他穿着对襟褂儿，好似一位地道的农民。回过神来，眼下的柳青老师变化很大，他穿着蓝呢子中山服，拄着拐杖，气喘吁吁，脸色蜡黄，身体消瘦成了一把骨头。

那天，柳青老师看到我手里攥着东西，便问：“你手里拿的啥？”我告诉他是电影票，他又问：“啥电影票？”我回答：“是《卖花姑娘》电影票。”他一听，昂首朝天，哈哈大笑起来，说：“为看一场《卖花姑娘》电影，半夜起来排队买票，把人都能挤死！”

柳青老师的话让我感同身受。诚然，《卖花姑娘》艺术水准很高，但中国电影创作贫乏也是其火爆的重要原因。当时除了8个样板戏和“三战片”（指《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外，剩下的就是新闻简报和纪录片了，也难怪群众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柳青老师似乎对我很感兴趣，他拉起我的手，坐在道沿上聊了起来。他问我和郭义民住在哪里，我们同时回答：“住在郊区农村。”“农村好啊”，柳青老师高兴地说：“农村地势开阔，空气新鲜，人能安居乐业，活得舒适啊！”正说着他好像有点哮喘，从衣兜里掏出了像烟斗一样的东西，塞进嘴里，噗嗤噗嗤地吸着。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充氧器。

他由《卖花姑娘》说到中国文学的贫乏，再说到《创业史》中梁生宝的人物原型——长安的王家斌……聊了一会后，柳青老师站起身来，笑着说：“改日再谝。”随后拧身朝深巷里走去。郭义民问我刚才聊天的老人是谁，我告诉他：“那就是柳青！”郭义民显得很惊讶。

那日遇见柳青老师，是我今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打这以后，每当我观看《卖花姑娘》时，总会想起柳青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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