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世界的“红星”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在西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他无限感慨地说“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的上映，再次激发了我阅读这部红色经典。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也是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该年六月间，斯诺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斯诺于卢沟桥事变前夕回到西安，将他采访的这些记录整理成集，取名《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随即轰动世界。

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赠送给著名出版家胡愈之。为了使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胡愈之决定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并联络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商量出书问题，改用比较含蓄的书名《西行漫记》出版，这样，1938年2月10日，用“复社”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了第一个“红星”全译本《西行漫记》。后来，胡愈之在《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中说，“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

在书中，斯诺既是一个观察者、采访者，也是一个叙述者和评论者，他根据采访的路线、进程，所到达的地域，和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还有在采访过程中所有进入他的视界的事件、人物和地点，把确立的红色主题，像一条红线一样地编入《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向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红军将领、战士的革命信仰，红色中国的前途命运等政治和哲学的问题，通过不断追问、思考，希望找到开启这些红色奥秘的钥匙。他对陕北苏区，产生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他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牺牲精神和坚定信仰，理解和认识到红色革命政权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和对于历史的意义，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希望。红色的思想基调和红色的精神气质渗透在了他的整部作品中。

“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在书中，我们看到斯诺这样的真实表述：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战略家，代表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迫切要求，苏区人民拥护他，他生活俭朴、廉洁奉公、吃苦耐劳；周恩来是一个儒雅的革命者，是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朱德是“三军”统帅，是红军稳定的象征。而大批的年轻的红军战士，刚毅坚忍、勇敢顽强、忠贞不贰、坚定如一，充满革命信仰和牺牲精神，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的红军将士、广大的中国人民，才是这个民族的主人，是红色革命的强大的主体力量，是红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原因。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和力量，折射的是人类历史的精华。他们是这部书中的活生生的主角，更是历史的主角！

《红星照耀中国》发行后，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影响力几乎传遍全世界。“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红星照耀中国》既是对历史的回应，也让读者了解党的历史、把握当时的时代脉络和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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