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物证 —西安城墙漫笔

文/安黎（上接5月28日第18版）

西安城墙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开始构筑，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完工。它的修建，与朱元璋的治国方略有关。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当朱元璋攻克徽州之后，隐士朱升便向他进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些建议。当全国统一后，他便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朱元璋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西安古城墙就是在这个建城的热潮中，由都督濮英主持，在唐皇城旧城基础上扩建起来。城墙高十二米，底宽十八米，顶宽十三米左右，总长度接近十四公里。城墙有四个城门，东曰长乐门，南曰永宁门，西曰安宁门，北曰安远门。萦绕城墙的是一道宽宽阔阔的城壕，城壕里四季碧波荡漾，沿岸垂柳青青，河面上鹅嬉鹤跹，构成了一幅别致的图画：动态与静态相互映衬，坚实与柔软彼此呼应，挺拔与婀娜共生共赢。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西安城墙，历经六百余年的风霜雪雨，依然像一座丰碑巍然耸立，无疑令人惊异与惊叹。六百年里，这座城墙，见证了多少人的生生死死，感受了多少冬夏的冷冷热热，它自然让我想起了清代礼部尚书张英家书中的两句话：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人是大地上的草木，但却没有草木的生命力。

人是时间里的灰尘，但却没有真正的尘埃飘拂得持久。

一次又一次，我踯躅于城墙之上，沿着城墙行走。城墙是城市的山颠，它让我的目光变得豁然开朗。城内城外，高楼密布，道路如织，车辆若舟，而人却形似蚂蚁。城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设施。在冷兵器时代，一道城墙，就能阻挡住呼啸而来的千军万马。城墙每隔一百二十米就修有一座敌台，突出在城墙之外，顶与城墙面平。据说，它专为射杀爬城的敌人设置的。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好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的敌人。城墙上共有敌台九十八座，上面都建有驻兵的敌楼。城墙上外侧筑有雉堞，又称垛墙，共五千九百八十四个，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内侧矮墙称为女墙，无垛口，以防兵士往来行走时跌下。西安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分别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城门。闸楼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桥，箭楼在中，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供射箭用。正楼在最里，是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用围墙连接，叫瓮城，是屯兵的地方。瓮城中还有通向城头的马道，缓上无台阶，便于战马上下。城墙四周环绕着又宽又深的城河，正对城门处设有可以随时起落的吊桥。吊桥一升起，进出城的通路便被截断。

在城墙上行走，就像走在远古的沙场上，战鼓的敲击声和战马的嘶鸣声犹在耳旁，我仿佛瞥见了刺刀的寒光，仿佛闻到了血腥的恶臭。一种忧郁的情绪，一种杞人忧天的情怀，在心中聚拢升腾，转化成了一个个的疑问。

同为衣食伙伴，一群人为什么会成为另一群人的敌人？他们为什么要战死于疆场，或被射杀于城墙？当皇帝踩着他们的尸骨登基之际，皇宫里飞扬的欢笑，为什么掩饰不住他们家里传出的痛失亲人的哽咽？为谁而战？谁在战争中狞笑，谁又在战火里充当炮灰？当硝烟散去，欢娱弥漫街衢，那些踪影全无的炮灰，谁又会缅怀他们，谁又会追忆他们？

西安早已摆脱了城墙的捆绑，它扩展着，漫溢着，城墙之外的地盘，远远大于城墙之内。

我住在城墙之外，在城墙的门洞里出出进进，几乎成为了天天都要重复的功课。穿越门洞，其实是在穿越一段历史的隧道。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点上，我常常驻足凝视。我想与城墙交谈，我想倾听那一块块砖石的心音。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石，垒起来，抱成团，就矗立成了一道难以撼动的奇观。天上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夜晚的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太阳与月亮下面，已经物是人非。人若韭菜，一茬茬地生长起来，又一茬茬地被时间的利刃割走，新的更茂盛的一茬茬又会繁茂起来。昨天，人们赶着牛车从门洞里经过，今天汽车的尾气让门洞窒息。昨天，背着褡裢的人懒懒散散，他们也许会坐在门洞里打盹，但今天夹着黑色皮包的人被欲望驱赶着，步履匆匆，他们再也无暇停下来东张西望。

对于城墙而言，我们是仰望它的观众；但对于我们而言，或者对于西安土地上繁衍又灭寂的物事而言，城墙则是俯视我们的观众。城墙沉默着，但却没有沉睡，它的嘴角含着轻蔑的笑意，它的眼角含着痛楚的泪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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