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居到新城：上海顾村

对大居现象（大型居住社区）的兴趣，来源于在法国的生活经历。我曾在巴黎郊区的两个大居生活过，对这些二战后建成的集合住宅和社区生活有很深的印象。在后来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大型居住社区（Grands Ensembles）不仅是欧洲重要的城市现象，也是与移民融入、公平正义相关的重要社会议题。特别是，2000年后严重的郊区骚乱，使得欧洲社会再次反思“中低收入居民高度聚集”的大居计划带来的负面后果。

2013年回国后，我发现，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中国的大城市正在近远郊建设大型居住社区，而且规模远超欧洲。

据统计，1997-2012年间，上海分三批在城市近远郊建设大居46片，面积130平方公里，动迁安置人口超过300万。这三批大居，建设时间越晚，离市区的距离就越远，建造规模也越大。

以宝山顾村为例，截止2016年，顾村大居的建成面积达到5.3平方公里，安置居民4.8万户，32个居委会，11万人（图1-1，图1-2）。这个面积有多大？相当于上海老城厢（1.99平方公里）的2.7倍！这还不是全部，根据规划，未来的顾村大居将继续向西北发展，最终形成12平方公里的“新顾城”（图2-1）。

1-1.32个居委会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大型居住社区问题的形成机制与规划对策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绘制

1-2.顾村大居航拍 图片来源：顾村新鲜事公众号

2-1.新顾城土地使用规划图 图片来源：顾村新鲜事公众号

2-2.以居住功能为主的顾村大居 杨辰 图

大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区？首先，从土地使用规划上看，12平方公里基本全是居住（图2-1 黄色）和配套服务设施（图2-1 红色），产业用地很少——就业岗位的缺乏使得大居几乎成为一座“睡城” （图2-2）。

其次，公共设施建设的滞后，导致了“最后一公里”现象普遍存在，加之选址偏远，大居居民的定居意愿不强，住房空置率高。最后，大居往往选址在城乡结合部甚至乡村地区。这里名义上虽是“社区”，动迁居民也大多拥有城市户口，但“街道—居委会”的管理体系尚未健全，依然用乡镇的方式来管理城市社区。这使得大居的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在相当长的时段里都难以满足居民需求。我们在调研中，把大居的这三类问题归纳为“孤岛社区”、“无根社区”和“镇管社区”。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新区在成熟过程中的必经阶段，随着服务设施的完善，问题会自然缓解。这也是我们选择顾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作为上海1990年代末的首批大居基地之一，顾村在20年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教训，已成为上海大居治理的一个样板。不过，根据我们的调研，顾村大居绝不是一个“自然完善“的过程，而是包含了政策设计、环境改善和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这里遇到的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顾村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大居治理都具有借鉴价值。

首先是“最后一公里”问题。虽然顾村大居紧贴外环线，地铁7号线的刘行、潘广路两站也于2011年6月开通使用，但在此之前，顾村与市区之间的公交联系是非常欠缺的。即便地铁开通以后，大居内大部分社区到达地铁站点的距离普遍超过1公里。公交公司考虑到这里人口密度低、住房空置率高，实际客流量远少于规划客流量等原因，迟迟没有开通足够的地面公交线路，这导致了上下班高峰时段小区门口与地铁站出口黑车现象猖獗（图3）。

3.地铁站出口的黑车 杨辰 摄于2016年

4-1.流动菜贩 邢星 图

4-2.流动菜贩 澎湃新闻记者 冯婧 图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社区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方面，流动菜贩的现象屡禁不止（图4-1、4-2）。服务设施的缺乏使得不少动迁居民又选择回到市区租房，人口流失更增加了高质量商业和服务设施配套的难度。

为了阻止恶性循环，顾村镇与宝山区政府在2010年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镇政府与人大代表上门与公交公司协商，增加线路和发车频率、延长服务时间来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将空置商业店铺全部回购，免租金包给北翼集团（原供销社）统一经营，并根据居民调查，重新规划商业业态（图5-1、5-2）；引入三甲医院（华山医院北院）和高质量的中小学校（图6，图7）；由政府供地，镇里牵头建设国际学校和养老院来提升服务水平和地区影响力；为了打消居民的顾虑，还建立了骨干医生、骨干教师的对口服务计划。

5-1.北翼集团大菜场 澎湃新闻记者 冯婧 图

5-2.北翼集团大菜场 澎湃新闻记者 冯婧 图

6.华山北院 图片来源：顾村新鲜事公众号

7.馨佳园学校 课题组 图

直到2014年底，“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才逐步得以缓解（一份2014年1000户居民调查问卷显示，大居居民的满意度达到87%）。而这次城市漫步的集合地点星巴克咖啡，就是2016年宝山区政府和星巴克公司谈判的结果——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上海市区里的星巴克也寥寥无几，更不要说在郊区的大居了。（图8）

8.顾村的星巴克 邢星 图

对镇管社区的问题，居民深有体会。外观上看，大居和市区商品房小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大居社区依然保留了不少“乡村”的痕迹。比较典型的是西部的农民安置社区。这里的土地征收和农民安置工作虽已完成，但原有建制村及行政功能却依然保留——这背后有农村土地和集体资产清理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安置房产权证办理滞后的原因，有农民上楼以后生活方式和观念难转变的原因，也有新社区居委会成立缓慢的原因。大居居民遇到事情，还是习惯回到原来的村委会去办，有些村委会甚至还保留着旧的办公地点。

不难想象，同一社区的安置村民往往来自周边7-8个行政村， “城”、“乡”两套管理系统给新社区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可以说，大居在空间上城市化了，但在人的生活方式、社区管理方面却依然保留着乡村的痕迹——这种“半城半乡”的状态，是大居区别于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的重要特征。

无根社区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大居居民的社会构成。今天的顾村大居主要包含四类社区：市区动迁安置社区、农民安置社区、经适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图9）。从统计数字看，这四类社区的居民户数分别占到总户数的51%、15%、12%和22%。其中中低收入居民（前三类）接近80%。

9 顾村大居四类社区分布图 商萌萌 绘制

大居不是一天建成的，通过历史影像地图，我们发现，最早建成的菊泉新城（位于基地东部）出现在1997年，此时正值上海”旧城改造“的建设大潮。随后是2008年出现的农民安置社区（基地西侧的“好日子大家园”），优先安置失地农民显然是为随后大规模建设市区动迁房做准备的。2010年，基地北部出现了大量的市区动迁安置社区和部分经适房社区（馨佳园），同年南部的商品房也初具规模。2008年以后顾村大居的快速建设应该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关，也是落实上海“1966”城镇体系规划（2006年）的一个必然结果。应当指出的是，从1997到2017年，市区动迁安置社区一直是顾村大居建设的主线，从未中断。（图9-1，2，3，4）

9-1.历史影像图-1997-2002

9-2.历史影像图-2002-2008

9-3.历史影像图-2009

9-4.历史影像图-2010

“动迁”是我们关注大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动迁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也是社区居民生活网络断裂与重构的过程。二十年间，三百万人从市区迁往郊区大居，他们是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新空间是如何嵌入上海已有的城市结构之中，又是如何赋予动迁居民新的社会身份的？

不少学者对城市大开发背景下的上海动迁现象做过出色的研究，但更多集中在市区“迁出地”，关注动迁过程中的补偿政策、居民与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博弈等，对郊区“迁入地”的研究并不多见。根据上海当时的政策，市区地块一旦动迁，居民就被分散安置在郊区各类“动迁基地”中，先签先得。地理位置的分散，使得居民社会网络的跟踪调查变得异常困难，而这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对社区居民生活网络的重建，我们进行了三项研究：一是安置居民的来源地分布调查；二是动迁安置社区内部的邻里关系与社区治理；三是大居公共空间与公共设施对居民社会交往的影响。

通过对顾村大居下辖32个居委会的抽样调查，我们发现，市区动迁居民主要来自黄浦、静安、浦东、普陀、原闸北、虹口，杨浦及宝山八个区的动迁地块，分两批安置在顾村菊泉新城（1990s）和顾村馨佳园（2008年后），这些动迁居民大多是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和住房困难户。

对其中一个典型街坊进行调查后，我们了解到，该小区1755户居民中动迁户占到91%（来自虹口区虹镇老街800户、静安区东斯文里400户、黄浦区董家渡400户）。其中老年人、残疾人和低保户比例相对较高，加之对大居的公共服务设施不满意，社区居民的意见一直很多。而年轻人为了就业或孩子读书，纷纷选择离开大居回到市区租房，空出来的房子再租给外来打工者居住，而后者又进一步引发社区卫生和邻里矛盾的问题。于是，这个街坊逐渐成为了老弱病残、低收入者和流动人口聚居的问题社区。

鉴于此，由大居管理单元（相当于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了”动迁两地情“和“城乡一家亲“活动。前者是由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街道和居委对接，通过相互慰问、座谈和聚餐等活动，减少动迁居民的陌生感，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社区(图10-1，图10-2)。后者是帮助上楼农民尽快熟悉城市社区的生活方式和邻里规则，解决动迁农民与城市动迁居民之间的矛盾。

10-1.馨佳园动迁居民重返老居，组织聚餐 图片来源：2016年居委会拍摄

10-2.社区内设立里弄文化展板 课题组 图

与此同时，居委会通过挖掘各迁出地居民中的热心人士，积极组建志愿者队伍。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办法，把来自虹口、静安、黄浦三个地区的居民连接起来，相互理解互相交流，并逐步带动外来租客关心和参与社区工作。

最后，是社区规划师比较关心的问题，即如何通过社区更新（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在改善大居生活品质的同时，增加居民交往的机会。在调研中，我们时常感觉到大居内城乡居民之间、本地与外来居民之间的隔阂。比如市区动迁居民觉得顾村本地人太乡土，而本地人却认为自己拿到了2-3套安置房，远比这些市区来的居民经济条件优越。如何让这些居民——不仅是同一街坊，也包括不同街坊之间——相互理解和包容，进而建立起对整个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摆在大居治理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2014年以后，顾村大居加快了区内公共空间的建设：除了扩建、提升已有的商业街和社区广场绿地（图11），在河边还新辟了健身步道（图12）；西部40万平米的龙湖北城天街大型综合体（一期）也开始投入使用（图13）。

11.商业街 杨辰 图

12.河边健身步道 课题组 图

13.龙湖北城天街 杨辰 图

在大居南端，由镇里出资建设、以徽式建筑造型为主、以顾村诗歌为主题的菊泉文化街也已经建成。按照规划，这里将成为未来顾村大居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高地”（图14-1,14-2）。

14-1.菊泉文化街 杨辰 图

14-2.菊泉文化街 唐敏 图

然而遗憾的是，2016年我们对四类社区（市区动迁、农民安置、经适房、商品房）400位居民的生活轨迹跟踪调查显示，大体量的商业和文化设施虽然在数量上极大改善了地区的服务水平，但未能在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交往空间。真正能够激发四类居民社会交往的区域，仍是街道和菜场等传统的日常空间。这种“小而精”的日常空间在大居却是最缺乏的。这不仅提醒了大居治理者要更加重视居民的实际需求，也对规划师和建筑师们“想当然”式的设计方法提出了警示。

在顾村大居二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虽然“区-镇-管理单元”三级政府都对社区治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居的环境品质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但动迁居民社会网络和生活世界的重构依然任重道远。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大型居住社区问题的形成机制与规划对策研究”课题组袁志豪、仲望、盛番、石川淼、商萌萌、贾正哲等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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