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快递不该背“劳工权益下降”的锅

近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发布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以下称“绿皮书”），绿皮书指出，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下兴起了一些新兴的非标准就业形式（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等），其劳动关系一定程度上呈现“去劳动关系化”，在工作满意度、就业收入水平、工作时间、工会会员代表和社会保险的参与等方面，非标准就业与标准就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报告认为这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

绿皮书定义的“非标准就业”是指临时性雇佣、非全日制用工、多方雇佣关系（典型是劳务派遣）、非雇佣关系或隐蔽性雇佣关系用工，尤其是后两种未被纳入到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保护制度中。

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在公家单位工作无疑是最正规的就业，在民企签有劳动合同次之，最不正规的就是在非正规部门（未登记的企业）工作或者在正规企业工作未签劳动合同。但是，国际视角来看，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于农业出身的劳动力。

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例（参加职工社保的大多数为正规就业），在岗职工参保人数从1998年的8500万上升到2016年的2.78亿，净增了近2亿人。但如果算比例，成果就没那么惊人，城职保参保人数城镇就业的比重仅从1998年的39%上升到2016年的67%。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进一步保护劳动力，进而降低非正规就业的比重？

凭心而论，大多数劳动者都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自己的收入。那稳定工作（标准就业）这件事情的代价是什么？是什么阻挡了他们成为一个“正规就业者”？

在中国的现状下，一份正规就业至少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固定或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二是缴纳社保。2008年《劳动合同法》以后，前者意味着企业无法灵活的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合同时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这些都意味着企业丧失了一定的经营灵活性。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处于经济转型过程，初创企业的生存期都不长，即使是大企业，也有可能出现一夜之间被颠覆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的灵活性至关重要，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决定着能不能熬过去。越是新兴经济、越是竞争激烈的行业，就越希望采用灵活的用工形式。这种环境下，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严格的劳动者保护，创业和企业创新的动力就会缩减，用工倾向谨慎，就业岗位增长会受到较大的抑制；二是容忍适度的非正规就业，创业和企业创新的动力会增强，倾向于用劳动力替代固定资产投资（后者灵活性相对差一些），就业岗位增长会有明显的促进。

我们可以看到，计件、计时的非标准就业形式在美国等地区也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被称为“零工经济”，他们开Uber、在“黑色星期五”做临时工，据皮尤研究中心（Pew）的数据，现在每4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在打零工赚钱。

一方面，固然有一部分人非常享受这种自由和弹性，不愿意朝九晚五的绑在一家公司上，这些人也被称为“斜杠青年”，即使在中国，也是人数众多。另一方面，餐饮、零售等服务业的生意随经济周期和商业模式创新影响过大，为了逃避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险的负担，很多企业也通过这种形式来补充创新、创业和高峰时期的用工需求。

中国经历过企业经营灵活性最差的年景（英国、美国都经历过），1990年代中期，国企职工手拿着铁饭碗，劳动者保护不可能不好，但最终的后果就是企业没法裁掉效率低的员工，最终企业跟着一起倒闭。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很显然，就业岗位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正规就业岗位的数量，包括非正规就业在内的所有就业岗位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关键的基础。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城市化就无从谈起。不给企业经营上的灵活性，他们自然不敢雇用更多的员工，中国就没有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绿皮书对非标准就业的批评，它们发现与标准就业相比，非标准就业的工作满意度、就业收入、工作时间全面落后。但这个可能比错了对象，大量的非标准就业人员原本是农业转移人口，要评估他们的就业质量，需要将非标准就业人员与他们原初的工作内容进行比较，也就是农业劳作、县镇等小城镇内的非农就业。毫无疑问，报告声称的沈阳、福州、武汉、广州和西安等六城的非标准就业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的劳动环境与就业质量要比他们原本从事的工作好太多。

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小哥是两个典型的职业，这两个职业中的从业人员，有相当高的比例并非本地户籍人口，并且农村户籍的比例很高。这两个岗位工作辛苦，劳动关系也与办公室白领有一些区别，但是，准入门槛低，收入的预期明确，干多少活就能拿到多少钱。在河北等地，传统制造业因环保而去产能，分流的职工之所以没有引起比较大的社会问题，正是因为网约车、外卖这些的零活就业填补了空位。所以，目前新经济、平台型企业的服务业岗位背不起“劳工环境恶化”的锅，相反他们反而是最为重要的就业安全网。

长期以来，中国社保、劳动市场等领域过于强调一套标准、一种规则，简化社保的类别，并尽可能的要求所有劳动者缴纳高标准的职工社保，忽视了初创企业、小微企业、低技术劳动力的境况，也忽视了现有城镇就业人群之外，还有高达3亿规模的农村就业人口，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他们将全部转移到城市。过于强调正规就业，无疑抑制了企业扩张的冲动和经营的灵活性，不利于就业岗位的创造，不利于农村人口的市民化，更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口最急迫的是眼下的生活困境。

劳动者保护当然是重要的，但重点应该强调不拖欠工资、恰当的职业安全保护等，而不是缴纳高标准的职工社保。比如，有的快递企业为快递员提供了“一路无忧计划”，专门为快递网点定制了快递员意外险；再比如，有的网约车平台提供了包括医疗费用垫付、猝死帮扶、司乘纠纷伤害补偿在内的“关怀宝”特定保障。这些特定职业安全保障相对于社保制度，更兼顾现实需求。

此外，社保、劳动法规也应该顺时改变，不能一味追求“大而全”，要求“全员标准就业”，要允许非户籍人口可以参加灵活就业性质的职工社保，或者其他低标准的社保。

（作者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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