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收费管理”的惯性思维

高怀军

西安市在未来3年内，将新建48万个停车位，每年新增16万个，以期基本实现城区停车位供需整体平衡（据新华社西安10月30日电）。这是城市管理思维的一大转变和进步，值得点赞。

前段日子西安市《关于禁限行高排放老旧汽车的通告（征求意见稿）》闹得沸沸扬扬，有关部门随即叫停。但治理环境污染实行车辆限行，治理车辆乱停交警开单处罚，似乎成了城市管理的惯性思维。在这样的“管理思维”之下，一切都顺理成章了。既然是“管理”，车辆限行就名正言顺，哪怕老旧汽车还没到淘汰年限；既然是“管理”，罚单就贴得理直气壮，哪怕车辆停放不碍人的出行。更有甚者，为了收费，把大片空荡荡的场地，以栽水泥桩、设置围挡等手段圈起来，宁可闲置也不让车辆停放，美其名曰：防止车辆乱停乱放。

城市拥堵是世界许多大城市共同面对的难题。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选择上，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似乎更善于“收费管理”，因为这既有利于“创收”，又简单易行。作为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收费罚款本是在提供充足有效服务的同时，对个别不守规矩行为的制约措施。可事实上，我们的城市管理始终没有离开“经济调控”，“收费管理”已成了一些地方主政者的惯性思维，似乎不罚款收费，城市管理就无法开展。

除“收费管理”之外，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是否就无计可施，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从兄弟省市的经验中可以见证：完善公交线路，打通最后“一公里”，提升公交效率和舒适度；合理规划道路布局，用科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提升驾乘人员文明意识，消除驾驶陋习导致的人为堵塞；尽最大努力开发利用城市空间，扩大车位容量等等。显而易见，这些全方位的举措，会极大地挑战有关部门的勤勉作风和服务意识，远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动辄“收费管理”省事。

路堵来源于心堵。管理心态的不健康，是城市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阵痛期，人们在享受比较丰厚的物质实惠的同时，似乎又觉得无路不“堵”无处不“堵”：办事“堵”，上学“堵”，就医“堵”，等等。造成各种“堵”的根源，除优势资源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客观原因外，而最让人堵心的则是，一些公务人员用部门思维代替公众民意，以局部利益侵害公共利益的自私行为，一“禁”了之的懒政、惰政习气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山大王”意识。

中医理论认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城市管理的“堵”点，往往就是民生“痛”点。如何破解像行路难、停车难这样的问题，不仅挑战管理者的治理能力，更考验他们的治理理念与智慧。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社会管理向服务转变，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权力受到监督制约，决策更加公开透明，民意得到体现尊重，是这一转变的必然要求。就停车收费而言，城市的公共空间本属全体市民共有，任何人将其圈起来作为付费商品出售，就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这种收费是否合理？收入是否公开？收费初衷是否实现？作为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有偿服务的消费者、行政权力的监督者，市民有权知晓。

莫让为民解痛的初衷变为民怨四起的沸点。面对改革大势和汹涌民意，我们的管理者应当尽早走出“收费”“罚款”的逐利思维，少一些为民做主，多一些为民服务，以系统思维拿出一盘子、一揽子、一系列的解决方案，综合运用科学智慧的手段，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只有这样，百姓生活中的这“堵”那“堵”才会逐渐消失，转型阵痛才能减轻，社会才能真正和谐，我们每一个人也才能因“路路畅通”而感到幸福。（B）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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