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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状元”的前半生:曾被困心结 如今想为父母而活

来源:澎湃新闻 2018-11-03 18:47   https://www.yybnet.net/

看到网上一篇解析自己为何九年没回家的报道后,杨轩(化名)发来消息说:千万不要把链接告诉我的父母和亲戚,不想他们看到。

此时,距离他成为新闻中的“失联高考状元”已经三个多月了。

他到重庆堂弟开的公司做会议营销,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但觉得能开阔眼界。最重要的是,有三四个堂兄妹也在这家公司,母亲放心。

新的工作并未带给他新生感,他的内心依旧是不安的。10月17日,身患子宫平滑肌瘤的母亲癌症复发,到南昌市肿瘤医院住院化疗,费用至少需要12万。家里没什么积蓄,妹妹杨莉(化名)在网上发起众筹,目前筹到了不到4万元。

杨家人在网上发起众筹,只筹到了不到4万元。

杨轩是最后一个知道母亲病情的。他心里难受的慌,翻出《理性乐观派》,一遍遍地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被心里翻卷的愧疚感和痛苦淹没。

“要对未来有信心。”他告诉自己。

杨轩在老家河边。

“这就是你刚回来那个儿子吗?”

失联的第九年,杨轩回家了,以他从未预料过的方式。

32岁的他在西安一家酒店做中层管理人员,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正准备和同事合伙做点生意。

9月3日,他像往常一样刷手机,看到一条新闻中有自己的名字。点进去,发现是母亲吴梅(化名),她身患癌症,想见自己一面。

杨轩立马联系老家的公安局,辗转要到了父亲的电话。下午一点多,电话拨通,一声“爸妈”后,内心积压数十年的情绪倾泻而下,他哭着向父母道歉。电话另一头,吴梅和丈夫杨崇(化名)觉得像做梦般不真实,眼泪扑簌而下,“九年了,天天会想他”。

那时,吴梅正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看病——今年2月开始,她经常感觉腹部痛。7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她痛得在地上打滚,第二天被送到医院,查出子宫有肌瘤,肾间有积水,之后做了子宫肌瘤切除和尿结石手术。

今年7月,吴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平滑肌肉瘤。

医院里有许多跟她病情类似的病人,都有孩子在病榻服侍,想到她的儿子九年没有消息,吴梅心痛不已,不想治疗。

8月14日,侄媳妇帮她在网上发出了那封引爆舆论的家书《孩子,让我再看你一眼》,倾诉一位癌症母亲对儿子的思念。23天后,杨轩辞掉工作,赶赴苏州与家人相见。

吴梅难以忘记那天的情景。一夜激动未眠的她,和丈夫早上五点多便赶到火车站,一人守一个出站口,等待儿子出现。

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他: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背着包,拉着行李箱,快步向自己走来,然后张开双臂,紧紧抱住她。吴梅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丈夫从另一个出口赶来,也和儿子抱在一起。

9月11日,看完病后,一家人回到江西老家。杨轩有些害怕,担心回家后“所有人看你的眼光都有点恐怖”。

杨家位于江西历史古镇,种有大片水稻、白莲。

江西历史古镇宜黄县棠阴镇,大片的水稻、白莲将村庄掩映,板栗、橘子树遍布。杨家所在的雷湾村有2000多人,10个村小组,村民大多姓杨。

杨崇有六兄弟一个大姐,他排行老四,吴梅有一个姐姐,整个大家族有三四十人。几兄弟的房子紧挨着,不足百米处便是杨家祠堂——这里曾供着一份村里走出的大学生的硕士毕业证。

杨家人原想放鞭炮迎接杨轩回家,怕他有压力没有放。十几个人围在家门口等着杨轩,很多他不认识,父母便指着教他一个一个认。亲人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轮番邀请他去家中吃酒。

他主动敬酒,和家人说笑,询问他们的情况。关于过往,家人们默契地回避,他也不愿提。父母偶尔问下,他轻描淡写地带过。“那段是伤疤,不想触碰它。”

棠阴镇不大,走在街上,几乎都是熟人。杨轩和母亲去买东西,碰到熟人,对方第一句话就是“这就是你刚回来那个儿子吗?”

“现在都成家族的耻辱了。”他觉察到旁人或惊讶或打探的眼光,躲也躲不过。

杨家六兄弟合伙盖起了新房,二层以上,左右两边各住一户。

“杨家的骄傲”

杨轩给人斯文的印象,他皮肤白净,说话不疾不徐,条理清晰。

杨崇夫妇感觉,他不再像以前内向,也成熟了许多:出门时会主动牵妈妈的手,家里有事都是他去跑,还好几次给同学打电话询问癌症怎么治。妹妹的两个女儿缠着他,他也会耐心陪她们玩,还说“她们以后都是我的责任”。

笑容爬上了杨家人的面庞,55岁的吴梅终于不再整日与泪水相伴。

吴梅23岁时和同岁的丈夫结婚,生下一儿一女。儿子杨轩听话懂事,五六岁时就会帮忙割稻子,剥白莲,烧火做饭。女儿杨晴(化名)比杨轩小三岁,从小身体弱。满周岁后,几乎每个月都会发高烧上医院。6岁时发烧住院,出了医疗事故。

吴梅大受打击,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整天哭。丈夫担心她想不开,抱来2岁多的养女杨莉,她才慢慢好转。

杨崇生夫妇。

早些年,她和丈夫种着15亩地,后来又种幼苗、白莲,下河捉甲鱼卖,家里经济条件渐渐好转。四五年前,夫妇两开始在镇上建房子,做泥工。

杨崇二哥杨崇华说,弟弟和弟媳都很会干活,能吃苦,家里条件在六兄弟中算最好的。

在侄子杨仁广眼中,杨崇夫妇性格好,几乎从不打骂孩子。他们那一辈有13个兄弟姐妹,大多顽皮不爱念书,杨轩“绝对是我们杨家的骄傲”,“非常乖非常听话读书非常勤奋”,家人觉得他“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杨家老房子墙上,至今还贴着6张杨轩读书时的奖状,杨崇夫妇舍不得撕。中考时,他是全县第七名。高中时,进了县重点高中尖子班,成绩在班上前五名,也拿过第一,经常有家长到家里借他的书,说他的“笔记优秀”。

老房子墙上贴有杨轩读书时的奖状,杨崇生夫妇舍不得撕掉。

高中同学罗来文形容,杨轩就是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优秀孩子”,他喜欢看书,但很少主动跟人交流。

杨轩记忆中,上中学后,他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父母虽不会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他们的期望。考试没考好,他会很沮丧,不敢把卷子给家人看。

高一有一次放假回家,吴梅见到儿子哭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考试只考了年级23名,跟之前比掉了几名。

吴梅知道,儿子自尊心强。小时候他和叔叔家的孩子一起玩,不小心把人脚划破了,叔叔打了他一巴掌。等他考上大学后,叔叔请他去家里吃饭,他不去,说叔叔小时候打过他。

2003年高考前,杨轩对父母说,“等我考取大学以后,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妹妹的学费包在我身上。”

那一年,他以570多分的成绩成为宜黄县高考理科状元,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杨家人请来老师和村民,大摆宴席。

“好多人为我骄傲,说你生了个状元儿子。”吴梅毫不掩饰内心的欢喜,每天在田里干活,再累,想到儿子就开心,“就想天天挣点钱给他”。

迟来的叛逆期

从县城来到北京,杨轩感觉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有种把握不住的感觉。

他被调剂到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专业。这个专业在北航属于特色学科,比较小众,只有1个班,30个人。

杨轩觉得专业偏重于实践,他更喜欢理论物理、流体力学,想成为爱因斯坦、牛顿那样的物理学家。一位知名科学家校友回校演讲时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是用思想把宇宙囊括起来”,他想成为那样的人。

大三时他旁听了一堂物理课,教授提出了一个跟卫星轨道有关的问题。课后,他独自坐在校园荷花池边,陷入沉思,由这个问题延伸到宇宙飞船、第三宇宙速度、宇宙爆炸原理……浑然没有察觉周围人来人往。等到晚上十点清醒过来,抬头一看,天上已经繁星闪烁,“当时感觉特别有意思,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大二开始,他自学理论物理,发现很费劲,没人敦促,自己又缺乏自制力,很难坚持下去。大学室友毛晓东记得,大二时大学物理实验课需要做十个实验,杨轩有一个实验没去。问他原因,他说在图书馆看书忘了。之后每年毛晓东都会提醒他去补实验,“他说好,我知道了,最后一直也没去补。”

杨轩大学时的宿舍楼。

杨轩自觉晚熟,上大学才进入“叛逆期”,不喜欢学的专业,就经常不去上课,考前才突击,成绩在班上处于中下水平。大学物理挂科了,毕业时只拿到肄业证。

十多年后再回忆,他有些怅然,“如果能选到自己满意的专业,如果当时一心扑在学习上面,人生肯定不一样。”

杨轩没有将内心的苦闷告诉父母,“以我妈那种性格,我掉根头发丝,她都会关心”。他只告诉过父亲一次,父亲劝他不要太过悲观。上大学后,刚开始他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渐渐的,半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问问家里情况,很少提自己的学习生活。

偶尔,吴梅会从儿子的话中感受到他的自卑。她记得儿子读高中时,二三十块钱的衣服都会穿很久,上大学后却对她说:“妈妈,人家的儿子去上大学,身上都带三万四万的,我去外面的时候,只能带几千块。人家的孩子是爸爸妈妈开小车子送去,我家只有爸爸送去。”

大四寒假回家时,儿子说“我真的不想在家里”。她吃了一惊,说“你不想看到妈妈啊”,杨轩笑笑不说话。

“本人生活方式接近自省”

大四时,杨轩在同学留言本上的留言。

“本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于自省状态,即只专注于自我,对于外界的存在都漠不关心。”大四时,杨轩在同学曹学伟的留言本上写道。

不玩游戏,不爱体育运动,不参加班级活动,不怎么说话,让他在同学眼里不那么合群。

大二刚分到一个宿舍时,毛晓东和其他两位室友会找杨轩聊天,后来感觉越来越聊不到一起,“很难找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有时我们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话题,他就觉得太低俗了。”

曹学伟记得,杨轩曾对他说,“群居的动物都是低智商的”。他没明白,杨便解释:“你看母鸡,都是一窝一窝的,你看那个雄鹰,你啥时候见过它像大雁一样,一排一排地飞?”这让他感觉杨轩心气挺高的。

室友兰江回忆,有一次,一个室友在宿舍通宵玩游戏,键盘发出的声音比较大。杨轩突然大声喊了一嗓子,然后从床上跳下来,勒住那个同学的脖子,说要弄死他。兰江和另一个室友吓得赶紧将他拉开。

杨轩说,那是他大学期间唯一一次爆发,“当时真是气疯了,就特别想睡觉,而且那个声音不是一天两天”。他如今回想,大学时人际关系确实差,朋友很少,不过并不觉得孤独,“弄懂一个问题比跟朋友聊天更有意思。”

大多数时间,他一个人泡在图书馆,看各种科幻小说和哲学书,偶尔也看黄易的武侠小说。有时也会一个人爬香山,逛军事博物馆,或是网上买来材料,自己动手做航模。

2007年毕业时,杨轩没有参加班级聚餐,也没拍毕业照,班级QQ群、微信群里也找不到他。他像个谜一样,“消失”了。

失联

毕业前,杨轩曾签约江西昌河飞机制造公司,后来觉得在里面得熬一二十年,便没去。

之后他继续自学理论物理,同时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刚开始时热情高涨,每天自习到很晚,但英语和数学让他头疼,考虑到生存压力,他决定先去工作。

由于只拿到肄业证,找工作时他通常会说自己是高中毕业的。朋友说保险行业挣钱,他便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卖保险,干了一个多月,一份保险都没卖出去。

曹学伟记得2007年9月,杨轩来学校新主楼,给班上读研的同学一人赠送了一个月的意外保险。那一次,他感觉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比较客气,跟你拍个肩膀,就感觉很和善、想跟你搭讪。”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杨轩透露,自己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大广告公司,需要半小时内写一份产品推销文案,他随意写了篇,对方看了后,直接让他走了。还有一次,面试时被问到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他答不出来,而一起面试的同学学校一般,却都答上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做文员,不到一周就不想干了。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两三年时间成为千万富翁,就能回家光宗耀祖。”杨轩说,毕业后,他出人头地的信念特别强,一心想凭自己的能力做到最优秀,也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却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多次失败,一度靠银行借款维生。

2008年5月,杨崇接到北京几家银行的电话,说儿子借了钱没还。他很震惊,打电话问儿子,杨轩说“不用你们管,我自己会还的”。

吴梅不放心,8月时去北京,想看看儿子在做什么。那时,杨轩与人合租在回龙观的一个五室一厅,他住的那间不到10平米。

吴梅在那儿住了半个月。每天,杨轩早上七点多背着包出门,下午三四点回家。吴梅问他出去做什么,他说是找工作。吴梅便每天到小区附近的公园,等他回来。帮忙收拾房间时,她看到儿子衣服没几件,知道他很辛苦,心里有些担心。

直到第三天时,她翻出了儿子的大学肄业证,瞬间崩溃,“辛辛苦苦赚钱给他上大学,他连一个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说会痛苦吗?”

等儿子回来后,她问儿子怎么没拿到毕业证,杨轩说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吴梅追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理论物理,“她不懂,觉得你现实生活都搞不定,想这个是瞎想”。这让杨轩觉得跟父母的关注点不一样,没法深入交流。

吴梅想让儿子跟自己回家,杨轩不愿意:“我初高中很听你的话,我现在大学(毕业)了,不会听你的话。我要在北京找份工作。”

吴梅只得自己回了家,这让她在之后的十年里,悔恨不已。

临走前,她将身上多带的一千块钱偷偷塞进儿子包里。在车站,杨轩对她说:“妈妈,你回家了我会打你电话。”但再接到这个电话,已经是十年后。

当年11月,杨崇也去北京待了两天,他对杨轩说:“如果想爸爸妈妈死掉,你就这样下去。”杨轩回他:“我一定去找工作。”

等到2009年3月12日下午,杨崇收到儿子用别人手机发来的短信,说“爸妈你们不要担心我,我在北京一切安好”,还告知了自己的地址。

杨崇赶紧打过去,另一个男生接了。杨崇说让儿子接下电话,对方喊了句“杨轩你爸爸打电话来了”,之后马上又说杨轩不在,随后挂掉电话。之后再也打不通,儿子电话也关机。

这之后,一直到2010年,杨崇仍断断续续接到银行的催款电话。他查询儿子的消费情况,发现借款大多用于购买生活用品,便帮忙还了2万多。

跨不过的坎

杨轩说不清那时为何与家人断了联系。他只记得,手机换号后,没了家人的电话,只记得阿姨(注:杨母姐姐)家的座机号码,打过去,发现换号了。

他匿名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打听阿姨家新的电话,没有问到。他也想过写信把联系方式寄到阿姨家,纠结许久后还是作罢。

杨轩说,这些年,他无数次想跟家里联系,但内心光宗耀祖的想法太过固执,“一直在跟自己较劲,觉得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他们刮目相看。”

失联越久,他越不敢回家,越害怕面对家人。有一次晚上做噩梦,梦到一个亲戚拿着刀捅自己。

牵绊,担心,害怕,愧疚,痛苦交织,“我现在都没法理解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不回来,太复杂了,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每年过年,他会找个餐厅,点一碗面,一个人默默地吃两三个小时,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感觉,让他特别想哭。

毕业后,他一直在北京,只2016年去天津呆了5个月。去年4月,他离开北京到西安工作。银行、酒店、餐饮等不同行业,他都干过,基本每隔半年换一次工作,总共换了上十份,最长的只干了七八个月,“总想两三年内要干到特别好。”

最好的时候,他干到了酒店中层管理人员,管十几个人,工资有6000多元;最窘迫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频繁变换工作,让他愈加迷茫找不到方向,目标直往下降,“你先是想成为千万富翁,然后想成为百万富翁,再然后你想挣个几十万就回家。”

有几次,他不想再打工了,便和人合伙做生意。

《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杨轩讲到,他曾花1000元买了台20多斤重的钻机,整日背着去西三旗等地帮人拆墙,一天赚四五百块。但是客源不稳,又累,只干了半个月。他还跟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周赚了两万,有同行被抓了,他没敢再做。

2016年时,他拿出积攒的六七万元做一款日用品制造的生意。由于前期缺乏市场调查,销量打不开,不到两个月便倒闭了。他心灰意冷,跑去天津塘沽看海,在那儿做了5个月的临时工。

杨轩说,“如果毕业后我就固定一个行业的话,在外面待个十年,怎么都能到领导层吧。”

这些年,生病时他一个人挺着,工作不顺时,拎十几瓶啤酒,深夜11点到体育场,躺地上一瓶接一瓶地灌。日常生活简单到除了工作,就是看科幻电影,或是跟同事去酒吧。喝醉酒后,他才会敞开心扉,面对真实的自己。

他坚持每个月至少看一本新书,觉得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麻木。也曾尝试过写科幻小说,连续几个月下班后写,写了五六万字后写不下去了。他很喜欢美国作家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隔段时间便会重温一次,觉得书中蕴含的思想跟自己的生活态度很契合。

32岁的他只谈过一场半年多的恋爱。后来,有个“条件很好”的姑娘追求他,他也很欣赏对方,但觉得自己配不上,便婉拒了,后来女生出国了。他安慰自己,没那个能力,只能错过,又深感失败沮丧。

“一直找下去”

杨轩失联后,父母五次去北京寻找他。今年8月,杨父(右)再度赴京寻子,终于报了人口失踪。

在如浮萍般漂泊的九年里,杨轩不敢想,父母会怎样找自己。

2010年11月,吴梅一个人到北京找儿子,每天早上5点多出门,随身带着北京地铁图,中午不吃饭,一直到晚上九十点再回侄子租的地方住。

她去儿子以前住的小区,打“110”报警找到附近的派出所,想报案。民警告诉他,杨轩身份证在用,无法报人口失踪,只能查活动足迹。

查到儿子曾在五棵松地铁站附近出现,吴梅便到地铁站蹲了半个月,“和他长相一样的,我一个都不放过”。地铁工作人员见她辛苦,递给她水,劝她这样是找不到的,她不想放弃,“他要是看见我肯定会认我啊,总不会放弃妈妈吧”。

北京的冬天很冷,吴梅下身只穿了条棉褥裤,全身都冻伤了。侄子劝她回家,她不肯,杨崇只得骗她“你回家我就跟你一起去找”。

2013年夏,夫妻一起去北京找了20多天。两人不识路,经常走错,地铁口都要找半天。一到派出所,吴梅就会哭着求警察帮忙。查到儿子在哪儿出现过,两人就一边堵一个口,一等就是一整天。

吴梅一度想去北京打工,“要是儿子真的到我面前来了,就是这么盼望着。”

他们联系央视《等着我》栏目,到县公安局报案,托熟人找,都没消息。不过查到儿子身份证在用,就心安点,“知道他活着,我去找他就还有机会。”

去年,一个亲戚查出杨轩身份证注销。吴梅一听,整个人失了神志,嘴里嘟哝着“注销注销”,晕了过去。“那时人真的崩溃了。”吴梅说,后来查出是换了一个身份证,她才缓过来。

吴梅不愿让人知道儿子失联了,有人问起,就说他在外面打工。每次去北京寻子,都是偷偷去,担心被人“看扁”,“生了一个大学生的儿子,还这样。”

思念儿子的时候,吴梅就在儿子床上坐着想他。腿上的围巾、帽子是儿子送的,她一直珍藏着。

一个人在田里干活时,想起儿子,她便坐在田埂上哭。有时晚上睡不着,就跑到老房子门口坐着等。逢年过节的时候,看到侄子侄女回家了,她会痛苦得发狂。吃饭的时候,会多拿一双碗筷摆桌上,往碗里倒酒,然后自己喝掉,“就像他在我身边吃饭一样”。

吴梅曾想过,儿子个性强,可能在外面没赚到钱才不回家。在北京找时,有一次听说桥下有几个小孩在睡觉,赶紧跑去看,发现不是自己的儿子,“我说儿子你回来,就是你在外面讨饭,我都喜欢你。”

杨崇有时梦见儿子贩毒了,被公安局抓了,进传销了……惊醒后,一摸,脸上都是泪。

“为他们活着”

回家后,杨轩感觉生活终于不再像火车般疾驰,孤独感也淡了许多,他每天陪着家人,和叔叔钓鱼,一个人看电影看书。

杨轩陪小侄女玩。

有媒体刊发了关于他的报道,他有些后悔,害怕亲人朋友看到“裸露”的自己。最大的担忧是母亲的病。10月17日,吴梅癌症复发住院,需要做6个化疗、28个放疗。第一个化疗做了四天,她躺在床上不想吃,也不想说话,痛得想放弃。

已经去重庆工作的杨轩,每天跟母亲视频,鼓励她不能倒下,以后还要看着他结婚生子,帮他带孩子——这是吴梅最大的心愿。

即便重病在身,吴梅也不忘嘱咐记者:“有时间多给他(杨轩)打电话,多跟他聊天。”住院至今,已经花了5万多。原本为儿子结婚准备的钱也掏光了,还找亲戚借了钱,后续的治疗花销,她不敢想。

杨轩希望挣钱让家里过得好一些。看到母亲睡觉时,他害怕再看第二眼她就会消失。看到父亲头上冒出的白发,酸涩涌上心头,“我以后再怎么样,也都为他们活着。”

但他的人生设计与父母的期待仍不完全兼容:母亲希望他在家考公务员,他不想待家里;父母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他不想找老家的……在他心里,一直有个梦想,50岁时实现财务自由,把父母安顿好,然后投身自己感兴趣的事,做一名天文物理学家。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杨轩对记者说,“你下次去上海中心大厦,拍张照片给我看看,我特别想看上海的夜景,特别向往那种特别高的楼,给人震撼感。”

9月17日,杨轩和父亲走在老家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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