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宁：一个试飞工程师经历的那些惊险瞬间

我叫凌宁，是中国商飞的一名试飞工程师，现在正从事C919飞机的试飞工作。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谈到了国产飞机的市场前景，因为彼此很熟悉了，所以他很直白的问我：“这国产飞机质量和波音空客一样吗？会不会不安全没人坐呀？”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有同样的疑问吧，其实不奇怪，飞行总是让人感觉到畏惧。但是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国产飞机采用的是和波音空客同样的适航标准，我们的飞机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并且我们的飞机在某些方面比空客波音同类型飞机更先进。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自信？因为我们试飞团队就是把飞机的各种极限都试遍，把最危险的飞行场景都一一亲身验证过，我们就是刀尖的舞者，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确保各位乘客所乘坐的国产大飞机是安全的。

每个男孩在小时候都曾梦想成为飞行员，当然我也不例外，但对我而言，这份梦想离得似乎要近一些，我的父亲是空军的一名机械师，小时候父亲经常骑车带我去我们那个小城市东头的机场看飞机起降，从小我是玩着父亲的军功章和飞机模型长大的，所以成为一名试飞员便是我从小的夙愿和情怀。但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我戴上了眼镜，于是我与飞行员这个行业彻底绝缘了。

凌宁

按理说我跟飞行缘分已尽，但是命运却转了一个大弯。本科时我进入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是通信专业，励志成为一名IT专家。研究生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学的依然是数据通信，目标工作就是当时最火热的3G通信。在快毕业的时候，我听说英国空军正在我们学校招聘，我就带着简历过去，那个面试军官非常的nice，他首先问我，“我们是军队，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知道。然后他问我，“你是不是英国人？”我说我不是。接着他又问我，“你是不是英联邦成员国的公民？”我说我不是。他晃了晃脑袋说，他不能录用我，因为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能录用外国人。 此时我深切体会到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只有祖国才能寄托衷情，才能承载满腔热血。

一毕业，我就向2008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商飞公司投递了简历，并且在回国后顺利进入了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的航电部，从事C919飞机综合航电系统的设计研发工作。一年后，机会来了，中国商飞要选拔试飞工程师，重要的是，试飞工程师可以学习开飞机，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几百个人的选拔中，我有幸成为了最终的十人之一，去往美国国家试飞员学院接受试飞工程师培训。我感觉，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由于签证的问题，我比其他学员报到晚了一个礼拜，错过了第一个礼拜飞行基本理论知识课程。第一天到学校，就安排了飞行任务。第一次见到了我的飞行教员，他叫老迈克，他是美国空军的一个顶级的试飞员，有着非常丰富的试飞经历。那天，飞的是塞斯纳172飞机，坐上飞机，就我和老麦克两个人，他在仔细检查了驾驶舱内的仪表和按钮后，我们开始滑行，当我们滑行到跑道端头，老麦克就做了一个请的动作。什么？我没弄错吧，就直接让我飞？老麦克对我笑了笑，说“小伙子，开飞机不难就跟开车一样，轻轻的推油门杆，速度到了55节，然后慢慢地拉飞机的操纵杆，当俯仰角达到15度的时候保持，我们就完成了起飞了。”原来，开飞机这么简单！当飞机加速达到了55节的时候，我双手猛的一拉操纵杆，飞机就离开了地面。由于拉得比较猛，飞机俯仰姿态超出了正常范围，老麦克从容的用手轻轻一挡，便让飞机恢复并保持在15度的爬升角度。就这样，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起飞，同时也拉开了我试飞生涯的序幕。后来回国后我跟我的朋友谈起这事，他们都觉得这老头胆子好大，真的不怕死吗？到了2014年的一天，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收到学校发来的邮件，迈克在一次飞行中由于飞机机械故障遇难了，当时大家都很难过，也让我感慨不已，即使是身经百战的试飞教员也难以抵挡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试飞这行业终究是与风险形影相伴，很多时候天命难违。然而我知道热爱飞行的人，希望自己的一生都是在飞机上度过，只有广阔天空才能安放他们不羁的灵魂，所以我觉得和飞机在一起走完人生的终章或许对他而言也是个不错的归宿。所以我们也祝福天堂中的老迈克，他是我的第一个飞行教练。

在美国的学习异常艰辛，每天早上大概六点我们就要从宿舍出发，开半个小时的车去往学校，因为飞行都安排在早上7点半，所以说我们在七点的时候就要做好航前准备。我们基本上是每三周才会能休息两天，其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准备飞行准备与考试。就这样，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十个人都顺利地从美国国家试飞员学院毕业，获得了试飞工程师资质。

2012年2月回到中国，我去了西安，参与ARJ21的适航取证工作，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新支线喷气式客机，在西安跟飞的三年里，我一共飞了131个架次390个飞行小时，完全体会到了穿透云层的快乐飞行的感觉。试飞是危险的，但是风险都是相对可控的。我们把绝大部分的风险都在地面上解决，但是在空中也会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在我们的飞行科目中，有一个危险近地告警的试验，试验要求在飞行高度只有600米的情况下，飞机以3000英尺每分钟的下降率往地面俯冲，只有触发近地告警了，试验才算成功。简单地说，就是把飞机在600米的高度往地面上砸，看看飞机的报警系统设计是否合理。这个过程说起来还是挺吓人的，看着地面快速地迎面而来，对试飞员和试飞工程师的心理都是一种挑战，经过多次尝试，我们都只能达到2200到2500英尺每分钟之间的下降速率。在最后一个试验架次中，我们机组通力合作，试飞员一把就把速率推到了2700ft/min，一看不够，又推了一把，好了，速率上了3000ft/min，报警响起来了，这时候，我们所有的机上人员都注意到，机场跑道距离飞机这么近，甚至混凝土的纹理都能看见。事后，根据数据分析，我们的飞机改出时离地面只有30米的高度。下飞机的时候，试飞员还跟大家开了个玩笑，但我走出机舱的时候，感觉腿是软的。这是一次危险的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很多经验。然而尽管经过精细计算和多重准备，我们最后的生命防线也只有微不足道的30米。每每回首，只能感慨“一朝踏入试飞门，从此平淡是路人”。

ARJ21取证，我的团队回到上海，投入到C919的试飞准备工作中。大家知道的，2017年的5月5日，C919成功地飞向了蓝天。当飞机起飞时，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个我们的型号，更重要的是对承载了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当C919飞机进行了79分钟的平稳飞行，安全落地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C919飞机上。这时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人的身影，那是程不时先生。程不时先生是国产飞机运十的首席设计师。他在C919的现场，眼含热泪，看着运十的继承者C919成功地完成了首飞。作为一个老前辈，他将他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运十上。现在他们的精神和技术得到了传承，这也是C919能成功首飞的重要原因。

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刚从高校毕业，就能遇上三个型号：ARJ21、C919和CR929宽体客机，这是让老一辈航空人难以想象也无比羡慕的一件事。我们充满信心，一定会完成好祖国交待的重任。我也时常感恩国家给了我这个实现梦想的机会，能从事将个人梦想与民族梦想结合的工作实在是非常幸福的事。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国产飞机是安全的，要是有危险的话，我们已经替大家把这个风险给承担了。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这份工作是危险的？我想说，想过又能怎样？国之重器，载梦中华，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一直相信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民机试飞，功在实干。

（本文系6月29日凌宁在“讲述上海故事，弘扬时代精神”的TELL+SHANGHAI录制现场的演讲，该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TELL公众演讲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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