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馆之宝 记录大唐“法制”的《御史台精舍碑》

唐《御史台精舍碑》

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室内的唐《御史台精舍碑》高1.85米，相对于那些高达三四米的碑石，似乎显得不怎么起眼。然而这通由武则天执政时曾任左补阙和殿中侍御史崔湜撰文，著名书法家梁升卿书写的碑刻，却藏着历经千年风雨洗礼的沧桑往事，记录着大唐王朝威严的监察法度。

自秦代确立监察制度以来，单线垂直的监察体系就初具规模，秦在中央设立了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府，其长官是御史大夫。进入隋唐，随着皇权的再次强化，监察制度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隋代中央监察机构沿用东汉以来的名称御史台，首长仍为御史大夫。唐代的监察制度在单线垂直独立体系的建设上最具规模。唐的司法机关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而御史台是监察，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虽然官阶不高，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劾违法乱纪和不称职的官员。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

《御史台精舍碑》刻立于唐开元十一年（723年），碑螭首方座，额题“御史台精舍碑”，碑文十八行，满行三十字，隶书。碑阴、碑侧、前后碑额空处刻有大唐王朝700多位御史的题名，题名中也不乏知名人士，如颜真卿、元稹等。此碑原立于唐长安御史台，元代移于省衙，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御史台精舍碑》是件难得的法制史文物，碑文记录了当时在御史台不仅设有监狱，而且在狱旁还设有精舍（佛堂），这说明当时实行了利用佛教感化囚徒，求佛度难的狱政措施，反映了佛教思想对唐代法制思想的影响。该碑书法涉及内容为研究唐代的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狱政措施、立法状况和法制思想，以石刻史料填补了新旧《唐书》的空白，尤其对研究宗教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报记者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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