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忘的半斤元宵

　　□董端芳

　　那时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结婚后第一年的春节。由于爱人远在兰州战备值班不能离开，在西安上班的我就肩负起赶回山西老家看望寡居婆母的任务。春节期间我连续加值几个夜班加上春节三天长假，就可以赶在元宵节前回到老家。

　　我们那时全是“月光族”，根本就没有积蓄。况且我当时还是个练习生，月工资18元，除了留足来回路费12元钱，仅剩6元钱。回去说什么也得给婆母3元钱过年，再剩两元钱换成角票，万一有亲戚的小孩来了，至少得给两角钱的压岁钱吧！算来算去就剩一元钱了。那天下夜班回宿舍的路上，看见铁路局商店门口仅有的一个卖元宵的摊点，一个大嫂腰里系着一条白围裙，手里端个柳条簸箕上下左右颠簸着，旁边还有个像面缸倒过来一样的铁家伙也在那里摇头晃脑。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方的搪瓷盘子，方盘里各有几十个元宵。我凑上前问多少钱一斤？大嫂说：一块五。有个小伙子指着桌子上的两个盘子问：哪一盘是机器滚的？哪盘是手工滚的？当时人们和现在正好相反，认为机器做的好，于是大家都排队等待机器滚出的元宵。我也如愿以偿买了半斤。本来是7个半，但大嫂说就给你8个吧！大嫂用纸包好元宵，扎上纸绳交给我。我打开挎包里的铝饭盒，正好放进去。

　　第二天我凌晨起床，坐火车，换汽车，再走20里的小路，折腾了一整天，终于在太阳下山前回到婆婆家。婆婆见我回来高兴得什么似的，连忙把花生、红枣、柿饼端出来，又到窑洞里头的木盒子里拿出两根自家炸的麻花，还冲了一碗白糖水让我喝。这在那年月算是最高待遇了。当时村里有白糖的人家可是凤毛麟角，这点白糖还是我们结婚时给她老人家买的。我给了婆母新新的3元钱。婆婆说一元就够了，不用这么多。我劝婆婆都收着，并把挎包里的饭盒交给她，说马上要过元宵节了，这是给您老买的元宵。

　　这时，村里的大娘、婶子来了一大帮。婆婆说我累了一天了，让我进里屋上炕歇息。也不知是累了，还是炕上暖和，我竟然睡着了。等我醒来，天已经黑了。那时农村没有钟表，山村里没有电，只有一盏豆大的煤油灯火在熏得乌黑的窑洞里闪烁。婆母叫我吃晚饭，我说你把元宵煮上没？她问把啥煮上？我说元宵啊。我走到案板前，打开铝饭盒，八个元宵不翼而飞，连包装纸都不见了。婆婆说的一番话让我心里五味杂陈：“邻居的大娘大婶们过来串门，大家没有见过那个白铁盒子，我就打开给她们看。她们都夸你孝顺，还给我买来10个圆点心，我就掰开让她们尝尝。你梁大婶还把掉到桌子上的面渣渣都捡起来吃了，说她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凉、这么甜的好点心。我又把那几个圆蛋掰开分给她们，剩下的白渣渣我吃了……”我连忙说元宵要煮熟才能吃啊，你们咋就给生吃了呢？要是吃出病来那可不得了？看着婆母那种内疚自责、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好在她们都是尝了半点儿，谁也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第二天还来家道谢。

　　鉴于婆母生吃元宵的“事件”，我自作主张把婆母带回西安，让这位大半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老人家来到大都市开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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