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即便爷爷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缘关系稍远些,都是撮口音。)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脉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 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净落些苍蝇。
我还是试图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初草完成到 2016年底,修改已是 2017年。 2017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啊,见到的狗都伸着长舌,长舌鲜红,像在生火,但我不怕热,凡是不开会就在屋里写作。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比如握笔手上用劲,脚指头却疼,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一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作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风,也不曾走动,怎么头发像风怀其中?
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所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站在此岸,泅入河中,到达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
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那是碑上的文字还是虫子和苔藓。秦岭的山川河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山本》里虽然有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
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一有空我仍是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
在秦岭里,可以把那些峰认作是挺拔英伟之气所结,可以把那些潭认作是阴凉润泽之气所聚,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现的一片一片树林子,最能让我成胸地注视着。每棵树都是一个建筑,各种枝股的形态那是为了平衡,树与树的交错节奏,以及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呼应,使我知道了这个地方的生命气象,更使我懂得了时间的表情。这或许又是《山本》布局。
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还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贾平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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