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李儒学的社火戏与村史文化著作。
图为李儒学在采访社火戏传承的民间艺人。
翻开厚厚三大本书,实在不能想象,内容如此丰富、详尽的著作,出自眼前这位头发花白、面容黧黑的老人之手。“我给自己订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该走的地方都走到了,能搜集到的戏种全收录进来了”,3月底一天,面对前来访问的《工人日报》记者,李儒学老人如释重负地说。
今年70岁的李儒学10年前退休后开始新的“征程”。他遍访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的村镇小组和非遗传承人,靠着两条腿和一支笔,单枪匹马挖掘整理当地风情民俗和民间社火文化,自费并举债20余万元,为濒临失传的社火戏留下宝贵的文字记录。
不忍眼睁睁看着社火失传
李儒学大半辈子是在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度过,在他还是孩子时,当地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就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种子。
“那时候生活十分贫困,晚上没有电,也缺少灯油,只能早早躺在炕上,听长辈讲古戏”,那些社火戏生动的故事情节常伴他入梦。真正让他与社火戏结缘的是12岁那年,爷爷组建了村里的社火队。他跟着爷爷学习,到十五六岁时,就可以出演小生、小旦等角了。
从1968年任贺套村小学民办教师开始,李儒学前后干了许多工作。尽管生活轨迹与社火戏远离,但他始终无法割舍那份热爱。不幸的是,老艺人一个接一个离世,年轻人又不愿传承技艺,社火戏濒临消亡。这让李儒学满心忧虑,“社火戏本来有舞蹈、说唱和生动的故事情节,节目质量一点也不差”,可是现在看到的正月十五社火表演,只是演员穿扮好排队上街去游行,真正的社火戏没多少人会演了”。
2008年,李儒学退休后,便想着趁着身体还行,为社火戏传承做点有意义的事。“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失传,要给固原民俗和传统文化留点资料”,当他向家人讲自己打算时,妻子和女儿都表示反对,不许他“瞎折腾”。李儒学不管不顾开始自己的计划。
他从为出生地写一本村史文化《六盘山下栒子沟》开始。他一边写作,一边整理搜集到的社火戏资料,并初步构思写作框架。2015年,这部村史问世,同步进行的社火戏搜集、归类等工作也准备差不多了。有好友鼓励他尽快将成果集纳出版。
第一部书问世,给了李儒学继续走下去的信心。他将社火戏的采访调查扩大到整个六盘山地区。近三年时间,他的足迹踏遍固原各镇、村的沟沟坎坎,遍访社火戏传承人,一字一句记录着唱词和曲谱,通宵达旦归类整理,并对记录的内容查漏补缺。为了弄清一部折子戏的历史渊源,他曾先后前往西安、兰州等地调研。从2015年6月到2017年12月,他心无旁骛完成《六盘山下社火戏》一书。这部耗尽心力的著作分上下两卷,合计60余万字,收录社火戏1000多部,把世代口传心授的社火戏牢牢定格成了文字和曲谱。
无人喝彩的孤独前行
回首这10多年的历程,李儒学感到太多艰辛和无奈。
“妻子女儿不同意,主要是考虑我的身体条件不许可,其次,经济状况也不好,这我都能理解”,最让他难以释怀的是,采访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嘲讽、非议和不配合。
李儒学清楚记得,10年前第一次回到故乡跟亲人、乡亲说起自己的想法,大家无一例外给他泼冷水。有人嘲笑他闲着没事干,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想做专业人士都做不到的事情”。
对于大家的反应,李儒学始料未及。乡亲们对社火戏老艺人相继离世、社火戏传承日渐式微的无视让他既痛心又遗憾,同时也加剧了他的紧迫感。他暗自告诫自己,无论怎样艰难,也要为社火戏做点儿什么。
他一头扎入固原山沟,独自面对乡亲们不解和质疑带来的巨大压力。当地社火戏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几乎找不到一点点文字记录。他的采访对象多数是年事已高的老艺人,由于记忆模糊,口误甚至整段遗忘等情况在所难免。为了完善一句说词,他往往要采访多名老艺人并进行反复考证。那段时间,只要有人向他提供可以采访的老艺人住址信息,他一定会前往。步行十几里山路前往,结果却一无所获、空手而返的情况时有发生。
与不停在乡野间奔波辛苦相比,个别采访对象的不配合令他更难受。李儒学坦言,有的老艺人并不能理解自己著书立说初衷,甚至认为他借机出名敛财。尽管他费尽口舌解释,动员传承人配合记录说词,但有人还是会以家族内部传承不能外传为由拒绝他。
望着厚厚一大摞手稿,李儒学又为出版所需费用犯了愁。几年前出版《六盘山下荀子沟》时,他已跟亲戚朋友借了好几万块钱。要想将体量更大的《六盘山下社火戏》出版,需要更大一笔支出。他咬牙拿出仅剩的积蓄,再次跟亲朋好友张了口,并请人帮忙贷了8万元,才将这部60万字《六盘山下社火戏》付梓。
期待各方合力拯救
两部书20余万元出版费用,加上无数次往返于银川固原间的差旅及住宿等,这笔开支对退休在家的李儒学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即便如此,他不曾后悔。他制订了还款计划,将自己生活降低到最低水平。他常安慰自己,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儿吧,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优秀的文化遗产一个接一个消失吧?
《六盘山下社火戏》印了3000套。今年春节前,固原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为他举办了出版发行仪式,向社会推荐。李儒学给采访过的社火戏传承人每人送了一套,剩余2000多套存放在银川一社区老年食堂的空置库房。李儒学盘算着今后每年正月十五等几个耍社火的重要节日,去固原各县集市摆摊售书,一方面希望能收回些出书成本,减轻由此带来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期望更多人了解社火戏,期待社火戏能重回舞台。
“现在各个村庄乡村大舞台演出活动很多,但基本都是秦腔的天下”,李儒学说。只有隆德县温堡乡红崖村、贺套村等很少几个村庄还能演出一些社火戏,但不论演出质量,还是戏目种类都无法与他记忆中的社火相提并论。他现在经常会陷入莫名的恐慌:这几个地方的社火戏还能坚持几年?
社火戏的没落让他痛心,也让他对自己能较完整记录社火戏感到欣慰:既有说词,又记录了曲谱,如果哪天有人想起社火戏,依照这本书也能排演个八九不离十。
振兴社火戏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李儒学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文化部门能担起这个重任,先行在社火戏还有存留的村子里实施振兴计划,帮助社火戏团解决各种困难,组织演员排练,鼓励吸引年轻人加入,并进行专业培训,逐步让社火戏重新成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李儒学说,尽管为此付出太多,但留住了社火文化的根,“这也就值了”。
(本文图片由李儒学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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