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导师权力成脱缰之马

在西安交大“寒门学子之死”事件中，媒体曝出的很多细节特别是“辣眼睛”的聊天记录，直指“导师-学生”关系的扭曲——周筠让杨宝德干各种杂活，还得24小时待命，接电话晚了都不行，还曾干涉其恋爱，劝他跟女友分手。

目前，周筠被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但对公众而言，个案易解，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却难消。谴责失德者固然要紧，但更重要的，是循迹扒出这些个案投射出的制度性症结，并靶向施治。

导师将学生视作“家奴”的现象，并非首次被曝出。此前，就有“华东理工研究生命丧导师持股工厂”等案例。这些都反映出了很多导师和学生关系的畸变：导师不像导师，学生不像学生，二者的角色交叉，也溢出了师生应有的权责关系范畴。

这类病象连着的，则是导师制的异化。揆诸现实，很多导师的职权处在“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偏有”的状态，而权力的滥用，也影响到了师生关系的分寸拿捏，可能会伤害学生、诱发变故。

都说“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导师的权力也一样。2014年教育部明确了高校师德“红七条”，以负面清单形式确定了导师权力的边界。但就防止高校教师特别是导师权力越界而言，还有必要明确更多“操作指南”。

导师“压榨”“奴役”学生的现象，应触发制度层面的响应，也该有诉诸细节设计的约束机制，对导师权限做出更明细的界定，并建立教师伦理委员会，对导师失德行为做出惩戒。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在《大学一解》里，梅贻琦对师生关系做了如是阐释。而要重塑大学师生特别是“导师-学生”的“从游”关系道统，最为关键的，还是用“问题导向”下的制度设计，避免让导师权力动辄成脱缰之马。据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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