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郁诡谲的“师徒”关系是小概率的偶然吗？

杨宝德，这位来自湖北农村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2017年12月25日在灞河溺亡。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其女友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的文章，质疑男友之死。（见今日本报A15版）

在学术的江湖，杨宝德之死揭开的是或许另一种权力滥用的明规则。

有案可稽的疑似线索里，刻画出一个叫人匪夷所思的导师形象：早上要去停车场接，拎包送水；还要陪酒吃饭、逛超市，帮她家打扫卫生，喝醉后还得陪打麻将……博士生一年级下学期，周教授甚至让杨宝德考虑给自己熟人的女儿做家教。她在短信中说，“我觉得你现在没有什么太忙的事，一周如果给她辅导3次，每次2个小时，100元/次……”这些早就悖逆了师生关系底线的权力压榨，作为学生的杨宝德有一丁点拒绝的权利和自由吗？

虽然很难证明这种扭曲的师生关系与杨宝德之死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但于情于理来说，让一个很有学业抱负的男青年承担“男仆、家佣、家教”等多种私人角色，这不是权力任性是什么？联想到北航教授陈小武与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薛原的桃色事件，再联想到学术界顶级期刊的《Science》杂志在其官网上发表的《博士生们面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阴郁诡谲的师徒关系，在中国高校顶尖人才培养图景中，还算是小概率的偶然吗？

导师与学生之间，“指使”总有边界。像周教授这样无法无天的颐指气使，固然是少数；但值得反思的是，在制度救济的通道里，我们给杨宝德留下一条生路了吗？答案恐怕未必乐观。福柯的“权力系谱学”里，提出一个基本的论点：一个人的权力之恶，能隐射一个权力失控的图谱。在博士培养等权力较为“自由”的师生关系中，如果导师在制度上处于“失控”状态，其性格必然乖戾、其脾气必致嚣张、其作为必会失衡。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高校治理结构中，严肃调查那些滥权的导师、并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这才是止歇悲剧的治本之策。杨宝德之死，或才有正面的价值。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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