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精神要融入当代激励新时代的传人 ——访西安交大退休教师卢烈英教授

■记者姜泓

“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博弈、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权衡的时候，胸怀大局，大公无私，我觉得这就是西迁精神的内涵。当时的风气很感人，谁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会被人看不起。”

1月1日，新年第一天上午10点多，交大家属区2村卢烈英教授的家中，茶几上放着老教授事先准备的资料，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圆润而有力。这位85岁、满头银发、精神奕奕的老教授又一次和记者谈起西迁历史。

卢烈英教授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就读于新闻系。1952年8月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主修马列主义，因国家建设人才需求，一年后完成学业提前毕业，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

“由于当时国家形势、西部发展等需要，1955年3月，当时的高教部提出了交通大学西迁方案。5月24日，彭康校长主持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决议》。”说起迁校历史，卢老记忆清晰：“当彭康校长提出该决议后，大家纷纷支持。支援西北，谁若不去，感觉很丢人，抬不起头”。

卢烈英教授说，父亲去世得早，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当年两个姐姐已嫁人，他和母亲同住，在工作之余还需要照料母亲。母亲年龄已大，考虑到生活条件、语言差异等等，不同意西迁。“除了母亲不愿意之外，我刚找的对象也不同意，认为西迁过来之后，自己的下一代就成了西北人，回上海比较麻烦。”

面对种种顾虑和思想斗争，卢烈英还是坚决支持学校决定。“西迁时我将与母亲同住的房子交还给了国家，把母亲送到了姐姐家，由她们代为照顾，同时和上海的女朋友也分了手。”

卢烈英清楚地记得1956年8月10日，那天他和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学生、家属一同踏上西去的列车。

“时值初秋，沙坡村的庄稼已收割完，尽是荒凉。当时西安时值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溅衣。学校还在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大家形象地称‘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新建的校舍，条件都很简陋，食堂也是临时搭建的小棚。”卢烈英说，初到西安，各种困难确实很多。当时西迁来的教师和学生们大都是上海本地人，水土不服，对大西北的气候环境非常不适应，也吃不惯面食，一些日用品如牙膏、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寄来。当时许多教师在上海时家里已通上了煤气管道，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

“面对艰苦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面对人才短缺、经济落后和生源基础薄弱等办学困难，西迁教职工没有退缩，大家精神振奋，加倍努力，一门心思要在这里做出成绩，要让西安交大这棵西迁大树在黄土高原上生根壮大。”卢烈英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西迁的交大人经受住了这些严峻的考验。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创业，我们向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北地区的人民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为西北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用自己的行动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西迁精神的要义有三点，一是大局为重，二是勇于担当，三是艰苦创业。”卢烈英教授认为以大局为重，就是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听党的话，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哪里的发展需要我们知识分子，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奔赴前线。勇于担当就是要主动肩负起学校发展、西部发展、国家发展的重任，敢于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化作实践的动力，为西部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艰苦创业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在有限的条件中主动作为，积极创造和争取条件资源，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

卢烈英教授谈道，前不久，西安交大的老教授们在学习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突破感触颇深，对报告中提到的新时代新矛盾中的“不平衡”感触颇深，尤其是地区和城乡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方面。西部地区人才短缺，人才难以留住等问题一直制约着西部地区的发展。

“西迁精神不是用来缅怀历史的，而是要融入当代的大环境继续激励新时代的传人。”卢烈英教授说，西部要实现创新发展需要更多有志青年，需要西迁精神所代表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情怀；需要西迁精神所弘扬的“祖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志向；需要西迁精神所倡导的“以大局为重”的觉悟。“希望更多西部高校学子明确奋斗目标，为西部地区的发展，为中国的腾飞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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