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笔记（上）：黄土坡上的教育

【编者按】：从1999年起，复旦大学每年派出两名支教队员去到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王民中学支教，他们被称为“王民兄弟”。历史系的孙毓斐和法律系的张弘是第十八对“王民兄弟”。2016年9月，两人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在此期间，黄土坡上的教育现状深深触动他们，返回上海后，他们写下这一年来对乡村教育的观察，对支教与扶贫的思考。澎湃新闻现分上下两篇刊发。

从西安古城北上，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渐渐远离“金城千里”的关中平原和“绿色明珠”六盘山麓，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枯黄干裂的丘陵沟壑。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西海固王民乡，尽管有滥泥河环绕群山，但 “干旱”仍是它的代名词。

2016年9月，我来到这里的中学做支教老师，为期一年。

西吉县王民乡中心小学。

错位的教育现状

从县城搭本地老师的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的盘山路，恰好赶上学生们报到。校门口“堆”了七辆农用拖拉机和数十辆摩托车，大都绑着铺盖卷。

2015年，王民乡整合全乡资源设立九年一贯制学校，分村小、中心小学和中学部，服务全乡12个行政村和邻乡部分村的一千多名学生。

王民中学最初只有200左右学生，2016年报到的却有475人。部分由于六年级划入中学部，也与近年来国家对乡村义务教育实施的好政策有关。学杂费、书本费、食宿费等全免，让不少打工外迁的家庭重新把孩子送回来。

校舍却因此严重不足。尽管学校腾挪出一切资源改善学生住宿条件，但毕竟没有资金进行大规模重建。每张上下床的床板上都要挤至少两名学生，普通的一间小宿舍要挤十多人，大一些的就要住一个年级的全部男生。

我负责八年级的全部语文和历史课。严重缺乏校舍和师资，我们只能在“不符合规定”的超大班额班级里上课，两个班学生140余名。

第一堂语文课，学生们对我这位外来老师充满了好奇，课堂气氛与互动都出乎所料。但第一次检查练习册作业，70人的班级只有7名学生按时按量完成，我这才发现，大山里的孩子与山外世界相差的不只是几十公里的盘山公路。

大部分学生缺乏有效的学习习惯，比如课前预习、课堂上及时记笔记；阅读理解能力滞后，看不懂课文，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作业都是互相抄袭，因为最基础的课后问答题对他们也犹如天书；还有十多名读了八年书的学生，还停留在只会写字，甚至还不会写字的水平。

第一次批改学生作文，只有不到10%的学生可以做到语句通顺，无明显语病和较多错别字。至于作文内容，由于缺乏必要的经历和阅读训练，学生们写人物只会写“爸爸”“妈妈”，写事件也只有“种地很累”和“吃到肉很开心”可讲……

各科的情形都差不多。政、史、地、生等课程，学生更不重视，很多生活常识几乎为零。历史课上，很多学生甚至不知道新中国成立的年份。地理课上讲过的一些基本的省份、省会城市，大部分学生而言也没有任何概念——这里的孩子只知道每年“十·一”会放国庆假期帮父母去地里挖“洋芋”，也只听过同村人去了银川或是兰州打工。

但大部分学生是“茫然”和“无所谓”的，他们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更不会思考教育于未来之意义。很多学生坦言来学校主要是为了和同学们玩乐和吃饭。有一次，校长向我们打趣说，这里的孩子读小学像是幼儿园，读中学像是在小学。

我曾问过许多学生他们是否想走出这片大山，得到的答案基本都是“当然啊”。但是当我进一步问他们如何走出去时，得到最多的答案是“出去打工”，还有就是出去“念经当阿訇”，只有少数学生认同“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这条我们早已看似理所当然的道路。

严重错位的受教育表现，令我们这些外来的支教老师十分着急，我们愿意倾尽所有时间，希望可以让学生们迎头赶上。但固有的社会观念和本地文化总是具有一种强大的惯性，使一切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

王民中学五年级的学生马未军（化名）蹲在自家门口。

他们为什么辍学？

开学初，两个班共有学生140人。期中考试后，有三四个男生结伴瞒着父母和学校到银川打工，被父母找了回来。又过了几天，一个叫王有胜的男孩偷了家里300多元出走，因为钱花光滞留在车站，被警察发现送回。

还有七年级的两个男生借上厕所为由翻墙逃跑，学校派老师四处寻找并紧急联系家长。但据说这已经是他们第六次逃跑，家长很是淡定。最后他们因为没钱在镇上的小卖部偷窃被，被店家抓住报警，才送了回来。

诸如此类的事隔三差五便会上演。我的学生们说，六、七年级的时候，两个班有150多学生，估计到了九年级就不足百人了。果然，第二学期伊始，就只剩下了130人。

面对学生主动辍学的情况，学校绞尽了脑汁。2017年2月23日，按照县教育局要求（一至六年级“零辍学”，七至九年级辍学率低于2%），学校老师们分成两个小组，挨家挨户劝学生返校继续接受教育。

我与两名老师负责包家河村。这个村子辍学学生共有四个，他们都曾经离家出走或放弃念书，老师们想了很多办法相劝，但新学期他们又走了。

本应读八年级的王有胜已经不是第一次逃到银川打工，我们曾到访他家，好说歹说劝了回来，但他基础太差，只停留在小学二、三年级水平，实在无心读书，家里对他的教育也没什么看法。多次劝说无果，老师们只能作罢。

王三十、王强两人本应读九年级，他们家里除了种地、养牛、放羊之外，就是做一点贩卖羊皮的生意。今年的羊皮价格十分低，一张成年羊皮只挣几块钱的差价，两个孩子倒是懂事些，认为自己既然不是那块“读书料”，便主动外出到银川打工。老师和家长拨通了两个孩子的电话，轮番劝说，最后他们决定从银川回来继续读书。但是没过多久又放弃了。

王海林原本是从新疆转学回来读九年级，成绩中游，考上普通高中的希望很大。但家长认为读高中要自费，家里没有闲钱，索性现在就不读了。他是回族学生，现在在外“念经”，准备将来做阿訇。老师们百般沟通，他父亲仍然只是摆摆手，不停地重复“我不识字”和“家里没钱”，可是虽然嘴上说没钱让孩子读书，家里却花十多万盖了崭新的房子。

这一年，我切实感受到国家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如今的孩子上学不仅无需花钱，一日三餐也都由国家提供，虽然丰富程度不及城镇，但是鸡蛋、牛肉都有，主食和饭菜也管饱，营养餐费的标准是每位学生每顿5元。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辍学？

经济原因仍是首位。我们走访了约150户学生家庭，各家收入主要靠种地和养殖，但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常年干旱、低温，水源奇缺，王民全乡基本没有水浇地，农民只能靠天吃饭。2016年大旱，庄稼歉收，主要作物洋芋的产量不足往年五分之一，收购价格也只有好年景时的一半。

九年级学生王而沙今年17岁。十岁那年父亲生病去世，母亲次年改嫁，留下他和弟弟，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一家四口靠近30亩旱地和几头牛为生，平时老人们负责种地，王而沙放学回来也要帮忙，并且要割草喂牛。赶上好时候，忙碌整年全家能有一万元的收入，但去年卖洋芋的钱还不够还欠下的化肥款。

好在他们兄弟俩每月各有500元的孤儿费，加上爷爷奶奶的养老金和各种农业补贴，也能勉强扛过。谈到读高中的王而沙便头疼，高中的学杂书本费不再减免，且在县城读书的生活费陡升，杂七杂八加起来，每人每学期最少要花五六千元。前一年寒假，王而沙为了多挣点钱跑到镇上工地干活，但毕竟年龄还小，最后干重活导致胸腔积水休学一年，只能作罢。

像王而沙一样的家庭很多，且家中大多都是三五个孩子，只要有孩子要读高中，家中就需要节衣缩食，甚至借款度日。因此，不少家长认为既然之后没钱供孩子读书，索性早早辍学另谋出路。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书无用论”。“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是一代乡村学子终身奋斗的动力，然而近些年来“读书无用”的观点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落后偏远的地区引起了广泛共鸣。我走访的一户学生家，家长直接问我“读书将来能挣到钱吗？”

让家长们困惑的是班上一位叫尹国宝的学生。他属于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七年级时主动辍学去餐厅打工，没多久就骑着非常酷炫的摩托车回来看同学，据说虽然辛苦但效益好时每月收入近四千元。这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家庭的月收入，甚至比学校老师的收入还要高。有不少学生想要效仿，那一阵子跑出去不少学生。

面对家长的问题，徒讲“读书是为了更好的明天”而无法具体描绘出带有希望的明天是怎样的，实在很难让乡亲们接受。

家庭观念与宗教文化，也影响着学生们的求学选择。家访时我曾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随机抽取的100多名学生家长（普遍年龄在35-45岁间），文盲率在80%左右，他们甚至都不能通顺地写出自己的名字，签字时更熟悉按手印。每次和家长沟通总是非常困难，无论劝说什么，得到的往往只有两句——“老师，孩子交给您了，不听话就打”和“我不识字没文化，什么也不懂”。因此当孩子选择不读书时，家长能坚定支持读书的并不多。

此外，王民乡是一个少数民族乡镇，我所负责的学生中，90%以上都是回族，特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积淀使得这里的“重土”观念较强。父母即使选择打工，也是在较近的乡镇或是邻村帮忙盖房子，这就使得在“出去与否”的问题上普遍保守。前些年，王民乡二岔马村的六个村民小组自愿整体搬迁，三个汉族小组都搬走了，三个回族村民小组基本都选择留在本地，这样的观念对孩子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平日里和学生聊天，不少男生觉得不读书去“念经”也很好，“以后回村当阿訇，逢事逢节都有收入”。宗教信仰在这里是除血亲之外最重要的纽带，虔诚的信徒一天中会有很多时间在清真寺里度过。这些年，学校教育影响越来越大。但早些时候每逢寒、暑假，男孩白天都需要在寺里学习“念经”，这早就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的一部分。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观念、保守的村落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确与之存在矛盾。

马未民希望弟弟马未文和马未军能继续读书，但两个弟弟都想去念经做阿訇。

乡村教育究竟缺乏什么？

今年的九年级迎战中考的动员大会，校长讲到，“***”的关键还是在于乡村教师的工作。身处大山的贫困家庭，无论你补贴再多都只是“治标”，但如果家庭中能走出一到两个大学生，日子就真正告别了贫困。

这番讲话赢得台下不少老师的赞同，这些年，社会舆论普遍认同，要想真正帮助农村全面脱贫，乡村教育的发展是必经之路。在这里日子久了，我也时常问自己，乡村教育究竟缺乏什么？

师资是最容易想到的。与过去乡村知识青年返乡代课模式不同，今天的中国有庞大的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本、专科学历乡村教师群体，300多万的乡村教师影响着中国9000多万乡村儿童的未来。但“招不到人”“留不住人”仍是制约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学生与老师配比为1:13.5，我所在的学校应至少有36名教师，然而实际教职工只有20人（其中在编教师7人，特岗教师10人，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2人，西部计划1人），教师缺口达45%。

有人也许会问，是不是因为乡村教师待遇低？实际上恰恰相反：在编教师每月可收入近4000元，加上各种偏远地区补贴和民族补贴，年收入在6-8万元不等，比县城教师收入普遍高1万元左右。三年试用期转正的特岗教师是乡村教育的主力军，他们的月收入2700元，转正后还会一次性发放不少补贴，五险一金等各类社会保障与在编教师一样。此外，乡村教师在校期间的食宿都由学校提供。

单就收入而言，投身乡村教育事业对刚迈出校门的师范生是一条颇具吸引力的道路。但人终究是需要面对家庭生活，有赡养下一代的责任和追求体面和高质量生活处境的权利，因此，即使有较为可观的收入，人才流失依然严重。

此外，现阶段一些不太合理的现状往往也会导致一些乡村教师心有不甘。三年前一起来的女老师8人中，现在只剩下一位，其他人大多托关系找人调到了更好的乡镇或者县城任教。这带来诸多问题：一是不公平的晋升或调动渠道使得教师缺乏工作积极性，对于很多教师来说，“无论干多干少，生活也就这样了”；二是师资紧缺大大加重了现任教师的工作负担，老师们大多带两到三门课程，甚至带教自己不熟悉的课程，此外还有各种繁杂的学校事务；三是频繁更换教师影响学生的教育，学生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位老师，没多久就要换人。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乡村教师都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只把他们当做一名“奉献者”。当务之急是如何健全奖励机制，进一步提高特岗教师薪资待遇，给予更多职称评定机会，正视偏远地区教师家庭困难。只有在工作、生活和精神多方面关心乡村教师，才能让更多优秀教师留下来。

家庭教育也不容忽视。我的学生家长大多目不识丁，认为所谓教育即等于“孩子去上学”，对“孩子学到了什么、孩子在学校都在做什么、孩子回到家应该做什么、孩子这次考试怎么样”没有任何概念。

班上有一个学生，很聪明，但读了八年书什么都不会写，只会写名字。我曾两次到他家家访，家中只有两个孩子，负担较轻，有小车，家用电器也很齐全，在当地算经济条件偏上。但家离中学不到二里地，过去整整八年间，父母从未到学校了解孩子的情况，孩子放学后任由其在外玩耍或在家看电视、玩手机，也不要求孩子帮忙干活。

这样“惯孩子”的家长不在少数。还有更极端的情况，七年级的一名男生在教室、宿舍随地大小便，用小刀刻画新捐赠的桌椅板凳，欺负同班同学，老师打电话请家长来学校，家长到学校后不顾正常教学秩序，推门而入，否认自己孩子的问题，甚至和班主任大吵大闹。这样的家庭教育，孩子自然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本地老师告诉过我两件事。一是九年级毕业班曾经召开家长会，80多名学生只来了五位家长，讲台上站了校长和六位任课老师，场面十分尴尬。二是老师们曾无奈地开玩笑说：“辛辛苦苦周一到周五把学生的习惯养好，结果周末一来全都改回去了，白费功夫。”虽是戏谑之言，但是这里普遍的家庭教育缺失，对乡村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

很多人问我，“这样的情况你们又能如何？”无奈之余，只能说，主动且细致的家访工作必不可少。但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十年、二十年之后，当这一辈普遍受到教育的学生们为人父母，乡村教育一定会有所改善。

王民中学是西部计划最早设立的支教学校，至今已经19年，获得的社会关注非常多，经常有社会爱心人士及机构来这里捐资助学或是进行短期支教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蜻蜓点水，草草结束。学生和家长们对这一套“流程”十分熟悉，久而久之，甚至养成了依赖资助的习惯。

我们刚到王民乡不久，就被一个学生家长当面指责：“我家也穷，我的孩子为什么没有资助？”如果“爱心”在贫困地区传播，而对家长、学生不加以引导，无法让他们真正理解“贫困”“平等”“关爱”“奋斗”的含义，如此的社会教育并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尽管仍存在诸多问题，但近年来无论国家还是社会，都十分关注乡村教育。只有大城市的现代化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社会的全面进步要看能否为底层人民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这种积极的变化在一点点、一滴滴地积累。 

西吉县平峰中学张贴的“光荣榜”，来自平峰中学并最终走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名字被记录在上面。

（澎湃新闻记者章文立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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