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天下第一的东方哲学在此问世 —— 中国传统文化圣地在西安之二

一览秦川小的楼观台。首届西北道教论坛会场。12月10日至12日在省图书馆举行的“以宝说道 弘扬文化 ”的“道无声”展览一角。楼观台老子塑像。高下相盈的说经台一角。楼观台上善池。说经台内救苦殿。

■记者金石文/图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此语对西安楼观台来说再贴切不过。在雄伟浩荡的秦岭山脉中，论海拔高度，楼观台不足挂齿，500多米，较秦岭主峰海拔巨逊3000多米，属秦岭北麓山脚下一座小山包，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山脉中却是“一览众山小”的高峰。

老子授经之地

让楼观台有名的“仙”不是别人，是传说中“开天辟地之祖”、“无上法王”的太上老君老子。

根据文献记载，历史上真有老子之人，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末年东周朝廷藏书的守藏室里的官员。他勤学好思，知识渊博，关注人生，责任感强。当时“礼坏乐崩”，朝廷上下风气浮躁，“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官员们无心踏踏实实做朝政，应付差事，弄虚作假，争先恐后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随意侵害民众利益，没了做人的底线。然而老子“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若“愚人之心也哉”，利用自己官职清闲、又能博览群书的便利，反省社会问题，潜心研究道德之学，希望能找到一条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他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社会灾难来自那些害人害己的“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的有为，因此，必须坚守自然世界纯朴的本性，“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放弃那些争名夺利的小聪明。然而，“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的研究虽然“言甚易知、甚易行”，但当时在今洛阳的东周京城成周里“莫能知、莫能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上不为周王采信，下为官员们鄙视。可以想见，他被耻笑为天真、幼稚、不成熟、不识时务、愚昧落伍甚至假装正经、神经。然而“强行者有志”，老子“被褐怀玉”，坚守自己的信念。

道不同不相为谋。老子决定离开京城，西行进入关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老子走到关中西的大散关，碰到了同样关注人生、喜好研究学问的关令尹喜。尹喜钦佩老子非同寻常的学识，诚恳地请求：“请将您的学说写下来，我要认真地学习。”在那个“知我者希”的年代，知音难觅，老子欣然接受了尹喜的请求，在尹喜结草为楼、观望星气的楼观台，著书《道德经》上下篇，共5000余字。老子还在楼观台南高岗筑台为众人授经，此高岗因此有了说经台之名。不久，老子辞世，埋在了说经台西约四公里的就峪口。

老子有备而来

老子在楼观台著《道德经》，并在此授经，看似因为碰上尹喜这么一个偶然事件而产生，实际上里边有着“道之动”的必然性。

老子离开京都成周西行，不是为了消极避世、无所作为。他所谓的无为，是让人莫做有害社会之事的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并非让人什么都不干，而是提倡做有益社会之事的有为，无论是言行的无为还是有为，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利而不害”、有益社会的有所作为。

要干事并取得成功，就得“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绝非听天由命，盲目去碰运气，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自然之势而作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于老子这么一个考虑问题细致周全的人，行动绝不会没有方向和目标。他离开成周，就是因为那地方不利于自己思想的展现，他必须找一个有利展现自己思想的地方。

“满招损，谦得益”，“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在那个通讯落后，交流困难的时期，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周围要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那样他才能交流，思想才能升华，也才能将自己的学问传播出去。这样的环境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当地必须富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人们衣食无着，挣扎在生死线上，难以有很多人能拿出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二是当地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强的传统风尚，人仅仅富裕，不一定会关心整个社会问题，只有当地有这样的传统风尚，才可能有众多这样的人。

老子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必然知晓西安所在的关中“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乃富饶之地；其次，炎帝、黄帝族均发祥于此，特别是礼乐圣地丰镐就在关中，“是谓深根固柢”，人们受到数千年文化熏陶，必然有这样的传统。他在担任守藏室官员时，也自然接触到关中的官员，了解到关中有一大群关注社会问题的文人。因此，他前往关中，应当是有备而来。当老子进入关中，发现这里果然像他预料的那样，便落脚在距丰镐不远的楼观台。

道家学派由此创立

“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道德经》一出，为其时诸子所共仰，天下风靡。它不仅仅是语句看之整齐醒目，读之朗朗上口，听之铿锵悦耳，易于记忆，便于传诵，更重要的是其不求个人荣华富贵，而在利民益世。其文意深奥，包涵广博，体现了古代中国朴素的辩证法和世界观、人生观，所谓“内圣外王”之学，被誉为万经之王，被认为是影响中国人思想最深远的三部巨著之一。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哲学、科技、养生、体育、史学、商业、军事等等。《史记》中，“老子传”排在列传之首。“老子天下第一”之结论实乃一种共识。

有学者认为，《道德经》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形成了完整的道家系统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正式成型，道家学派也由此创立。

战国时期有人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形成道家的黄老之学，简称黄老；以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为基础形成道家的“老庄学派”，又称老庄之学、老庄。

陕西省社科院道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樊光春研究员告诉记者，楼观台是道家文化源头之一，也是弘扬道家文化之地。因为老子在此讲经，是个基本上没有争议的事实，得到历代政府的承认。

“《道德经》是当年中国所有哲学著述中，唯一在探究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层面形成独特体系的经典，代表着东方某种智慧，至今在全球广为流传。”陕西省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燕研究员说。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谢扬举介绍，《道德经》目前有外文译本达1100种，涉及30个语种，语种之多仅次于《圣经》。20世纪以来，老子思想的积极影响越来越显著，成了世界思想创新的源头之一。

尊为道教祖庭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德经》的问世，不仅标志道家的创立，对其他学派也有影响。

尽管“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然而根据《史记》记载，孔子曾特意前往成周问礼于老子，并在弟子面前称赞老子：“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不能知”。有学者认为，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翼，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的一面。宋朝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术思想源自道家。

《道德经》对法家的影响也很大，甚至历史上许多学者认为法家为道家分支。有人用道法家称呼黄老道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韩非“之学本于黄、老”。

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说：佛教进入中土后，吸收了《道德经》等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禅宗深受《道德经》遵循自然理念的影响。佛教在早期甚至被人们视作黄老道的支派。

《道德经》对道教，更是有决定性作用。

樊光春说，《道德经》是道教的根本经。有了这个根本经，才有道教。

张燕说：东汉以后，老子被依托为道教开山祖师，道教奉《道德经》为经典，尊老子为教祖，尊尹喜为文始真人和楼观道祖师，尊楼观为道教祖庭。楼观台作为五千言《道德经》的诞生地便自然成为我国传统哲学与宗教的圣地。

无疑，有中华文化基石之称的道家哲学思想，也通过儒学、法家、道教以及中国化的佛家等而得以体现、传承。

《道德经》定名之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美国前总统里根将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道德经》一直被奉为治国至尊宝术。开创了咸平之治的宋真宗赵恒说：“老子《道德经》，治世之要”。

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孚琛认为，京都在西安的西汉、李唐两朝，正是由于采用了老子的思想，才开创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

“爱国治民，能无为乎？”西汉初年，帝王们吸取秦始皇苛政导致短命的教训，废除《挟书律》，使诸子学说复苏，听取老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等语的警告，接受《道德经》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等等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让人民休养生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西汉经济由此迅速得到发展。

继唐高祖李渊追封老子为远祖，奉行崇道政策，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老子）”，采用老子无为治国政策，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大好形势。唐玄宗李隆基认为：《道德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他置道家学校崇玄学于玄元庙，让学生习《老子》《庄子》等，立玄学博士，以通晓这些经学作为衡量标准，每年进行荐举。他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开元盛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而形成。

《道德经》之前名《老子》《五千言》等。樊光春说，《老子》是道教的经典。到了唐代，道教成为国教，《老子》成为皇帝认可的经典，又因为它上篇为道，下篇是德，因此从唐代开始，《老子》以《道德经》之名自京都长安向外广为流传。

历史地位不可动摇

老子一再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为而不恃”。

陕西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傅功振说，有人认为道家是出世，恰恰错了，道家是入世，而且是要成事，事一成，见好就收，不贪图功名利禄。

“言善信。”老子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子虽然著作了如此伟大的《道德经》，但他不炒作自己。他就是要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立益世之功，功成而身退。如此这般，以至于后世对于老子知之甚少，“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真乃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太上，不知有之”。

首先，当年他离开成周“至关”，这个“关”是哪个关，说法不一。东晋葛洪所撰并成为道教典籍的《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但也有认为是位于关中东、今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或关中以外的其他关。

樊光春说，老子“至关”，应当是指散关，汉代以前都是这么认为的。

最严重的是，老子到底是谁，历史上都说不大清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了三种可能，一是李耳；二“或曰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人；三、“或曰儋”，为周太史，与秦献公同时期人。有学者根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楚简，认为西出“至关”的老子和《道德经》的作者可能是周太史儋。此说一度令许多西安人失落。

张燕认为，无论谁是《道德经》的真正作者，《五千言》诞生于楼观台无可非议。既然如此，楼观台作为《道德经》的诞生地，也就没有任何问题。它作为东方哲学圣地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楼观台作为中国“第一道场”的地位以及这里旅游业的前景。

历代文人墨客垂青之地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道德经》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这种影响如此深远，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道德经》里许多语句直接成为今日的成语、格言，如：“出生入死”、“天长地久”、“大器晚成”；有的则演变为警句、成语，如：“自知者明”，现为“自知之明”，“知足者富”现为“知足常乐”，“深根固柢”变为“根深蒂固”，“报怨以德”变为“以德报怨”等等。这些虽然“百姓日用而不知”，但“用之不足既。”

有学者认为，由于受《道德经》“道法自然”等影响，在审美观上，中国文学艺术以自然美为最高境界，如清水出芙蓉、天然未雕饰的文学创作，简淡含蓄、形神兼备的水墨画绘画艺术，虽由人做、宛自天开的园林建筑艺术，清和淡雅的古琴音乐艺术；其次，由于受《道德经》的“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有无相生”影响，手法上虚实相生，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词，笔不周而意已周的书法等等；再次，由于受《道德经》“反者道之动”、“正反相倚”等影响，结构上波澜起伏，如逆锋落笔的楷书，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的小说戏曲。

老子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居善地”，“事善能，动善时”等理念，既使中国历代文人形成了无论是居庙堂之高或处山林之远都不屈不挠、坚持真理的个性，又成为文人充分发挥才能的法宝和自我保护的护身符，中国古代文人从而有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旷达胸怀。因此，《道德经》被历代文人墨客尊奉为修身、齐家、为学的宝典。《道德经》诞生地楼观台也成为他们喜欢游赏之地。“唐代的王维、李白、白居易、李商隐；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辙；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康海等等都曾到此游览，或吟诗题字，或留画刻文。”张燕说。

名列七十二福地之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楼观台这一纪念老子的圣地，2000多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兴衰反复。

张燕介绍，相传，秦始皇建老子庙于楼南，亲来求神拜仙。汉武帝立宫于楼北。晋惠帝元康年间，植树10万余株，迁来居民300多户，做维修保护工作。南北朝，北方著名道士多集中在这里，形成颇有影响的“楼观派”。隋文帝初年，又在此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唐初唐高祖李渊，在楼观建造祖庙，改楼观台名为宗圣宫，3次亲祀老子。唐高宗李治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亲祀老子，规定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据史料记载，楼观台最盛之时是唐朝。宋朝的楼观也很兴盛。宋太宗赐额“顺天兴国观”。金朝时楼观毁于战乱。元朝时，道士尹志平、张致坚等花十年时间重修。重修后，楼观台成为道教全真派宫观，规模不减唐朝兴盛之时。明朝时，楼观几经修缮，仍保持相当的规模。清朝时，屡遭天灾兵祸，到清末，宗圣宫仅存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楼观台的中心移到说经台。1949年后，国家多次拨款修复。楼观台移交道教界管理后，道士们又翻修了几座大殿、厢房，还新开了石盘道一条。为了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旅游业，1994年陕西省政府公布了楼观台内两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筑控制地带。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尽管老子像流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但“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纪念老子的楼观台至今依然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喜好《道德经》的人们前去朝圣。

西安市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长怀说，楼观台名列道家三十六洞天之魁、七十二福地之首。

“此台一览秦川小”

楼观台有三台。张燕说，元朝时，楼观的道士依据“老子一气化三清”之说，将楼观分为三台：东台为元始台，即今仰天池处；西台为灵宝台，即今西楼观台；中台为道德台，即说经台。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白若辱，上德若谷。”掩映在绿树青竹中的楼观台中心建筑群说经台处处彰显《道德经》的意蕴。其虽在秦岭北麓，却利用实地的一座小山，坐北朝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合。门外西侧有一碑亭，碑上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隶书“上善池”三个大字，亭旁有一八角形终年不涸的水池，让人接受“上善若水”的熏陶。门上有“说经台”三个字。门两边对联为“道显终南因文而肇始；德彰楼观缘法能融通”。走进大门，两边碑堂立有唐朝书法家欧阳询隶书《大唐宗圣观记》碑、元代高文举丹书的《道德经》等十余通古代碑石。

除了文图，说经台的建筑布局、结构也令人体会到《道德经》“长短相形，高下相盈”、“前后相随”、“曲则全，枉则直”等意境，老君殿、斗姥殿、救苦殿等沿中轴线自南而北依山势迭次上升、层层有序，配殿、厢房等在中轴线两侧欲显先抑、欲直而曲、曲折反复。古人赞曰：“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最胜；终南千里耸翠，以楼观为最佳。”

苏轼当年游楼观时感慨道：“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

“对全人类都是非常有益的”

道家文化的发源地西安，如今成为向海内外宣传、弘扬道家优秀文化的重要圣地，不仅众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个人前来朝圣、交流，而且一些有关的重要会议也放在这里举行。今年11月中旬，刚刚举办了以“道济天下·德化人生”为主题的中国道教协会（西安）第二届道教文化艺术周，首届西北道教论坛又于12月11日在西安举行。

张燕说，道家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成分非常丰富，作为《道德经》诞生地，西安要传承道家艰苦磨炼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用自己的双手发展本地经济。

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潘存娟副研究员说，《道德经》诞生地西安涉及两个原点，一个是历史的原点，《道德经》在西安诞生后，由古代向现代辐射；一个是地理的原点，《道德经》由西安向周边辐射，甚至辐射到国外。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宣传，对我们的文化自信，肯定是一种精神支持。

有学者认为，应该利用西安道家圣地这一资源，让人们学习老子那“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等飘逸、清扬的智慧，灵活机动、实事求是地做好一切，并通过宣传《道德经》“不以兵强天下”、“兵者不祥之器”等理念，展现中国与人为善、热爱和平的传统文化。

因研究《道德经》，樊光春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并接受过联合国电台采访。在他看来，《道德经》的和平、宽容、生态等思想不光对中国人有用，对全人类都是非常有益的。作为道家文化圣地的西安，理所应当继续推进《道德经》这些理念在国际上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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