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张力：中英文教会史中的蒋介石

正如陈红民教授最近总结的那样，近几年的蒋介石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研究取向，其中就有对他基督信仰的关注。但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描写蒋介石加入教会的过程，对其基督徒生活研究不够深入，不利于理解1930年代之后蒋介石的内心世界。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宋宅接受监理会江长川牧师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因为奴隶制问题，美国很多教会在内战时都南北分裂，卫斯理宗教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亦在其中。1844年，南方的卫斯理宗教会改称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北方的保留其名，进入中国后译成美以美会。1847年，监理会传教部派出戴乐（Charles Taylor）和秦佑（Benjamin Jenkins）到上海传教。后来，监理会以上海为基地，将传教范围扩展到整个太湖区域。该会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东吴大学、宋氏三姐妹就读的中西女塾对中国近代的历史影响深远。1939年，美以美会和监理会合并为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照（图片来源：《文华》第八期，第10页）

对于蒋介石入教，监理会上下是很欢迎的。此前江长川就劝蒋介石“先入教而后明教义”（蒋介石日记），可见教会高层的热切盼望。就连长老会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多年后在给燕京大学纽约理事会的信中都说蒋介石加入教会是他迄今为止知道的“最好的例证之一”。教会的欢迎与蒋介石在当时中国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依据《中华监理公会工作史略》（1935）、《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1935）、《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百年纪念》（1948）、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1948），探寻蒋介石在教会历史书写中的位子。

中文教会史的蒋介石

1935年，时值监理会年会（annual conference）制度建立五十周年。由于受到西方周年纪念观念的影响，中国教会往往会在来华传教五十周年和百周年举行隆重纪念活动。或因年会制度对教会来说同样重要，所以监理会在这一年出版了两本教会史，即《中华监理公会工作史略》和《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

《中华监理公会工作史略》由谢颂三编写，1934年10月成稿，第二年2月出版。谢颂三，鄞县人，东吴大学法科毕业，撰写此时担任监理会基督教教育部执行干事和传道人，常常在慕尔堂讲道，或目睹了蒋宋的基督徒婚礼。全书除了正文八章外，另有卷首语和附录。正文粗略地介绍了监理会母会的情况和来华传教的历史与事工。附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会规，一是年会纪念表，一是信仰常见的问题。该书只在年会纪念表中提到蒋介石。年会纪念表包括五方面的内容：届次、时间、地点、主席和当年的要事摘录（Memorable Events）。关于蒋介石的记载出现在1928年第43次年会的要事摘录栏，具体内容为：“蒋介石氏受洗进教”。要事摘录主要记载年会前一年教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中出现的人物除了传教士就是中籍教牧人员，像蒋介石这样以信徒身份出现的未见第二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记录与蒋介石日记中受洗日期的记述是矛盾的。这条“误记”的产生有两个可能。第一，谢颂三在卷首语中说参考了毛吟槎牧师搜集的全套中文年会记录，而且此条是出现在年会附录中。遍查当年的年会记录，不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皆没有这个记录。由于该表其他要事摘录的内容皆能在年会记录中查到，难免让人得出是谢颂三故意添加的结论。如果真是如此，则能够反映谢颂三对蒋入教持欢迎态度，且认为在教会发展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事件。第二，卷首语还说编写该书采用了老辈基督徒的回忆。蒋介石在与宋美龄订婚后有时去景林堂参加教会活动，并且按当时监理会规定，如果蒋介石没有入教，是不能与宋美龄结婚的。尽管蒋介石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加入教会，但是很容易让旁观者觉得他已经加入教会。实际上，蒋介石受洗入教后即为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得知，并有大量报道见诸报端。以谢颂三的地位，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他为什么要在很多人知道蒋介石受洗时间的情况下还如此书写呢？这种历史书写无疑传达出蒋介石在监理会中的特殊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是与其政治军事权势分不开的。谢颂三或许希望通过提前蒋介石的入教时间，合理化蒋宋婚礼，进而塑造蒋介石的基督徒形象。只是在用词上将蒋介石视为教会兄弟，未加政治军事头衔。这些反映了教会史书写的内部紧张。另外，宋氏家族的人未出现在整本书中，包括宋耀如。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在1935年10月出版，由周承恩主编，谢颂三、毛吟槎协纂。周承恩，嘉定人，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事务长。毛吟槎，吴县人，金陵神学院毕业，时任该会编印委员会主席。该纪念刊介绍了整个教会的历史和事工，也展示了各地教会的情况，还有最让中国信徒关注的中国教牧人员传略。整本纪念刊未见有关蒋介石的内容，但是关于宋家的内容非常多。第一，宋子文的题字出现在第二页，为全书两幅题字之一。第二，在监理会传教史书写中突出宋耀如的位置。在早期传道人组图中放了一张很大的宋耀如照片，占去一半的空间。图周围的文字上详细说明宋耀如是当时中国年会唯一华人传道代表，并提到宋太太热心服务教会。其实宋耀如在教会服务的时间很短，从1885年担任试用传道人到1890年脱离，仅有约五年的时间，而且其传教的效果并不好。宋家之所以在这本重要的纪念册出尽风头，与主编周承恩不无关系。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书影（图片来源：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纪念刊的教会小史由毛吟槎纂辑，周承恩考订，包括文字和图片部分。文字部分与毛吟槎几年前在监理会机关刊物《福音光》上发表的传道史内容一样，包括记载宋耀如自美来华参加年会。所有图片都由谢颂三搜集而来。突出宋耀如考虑源自周承恩。毛吟槎负责的文字部分并未拔高宋耀如在教会的地位，而谢颂三的《中华监理公会工作史略》完全没有提到宋耀如，所以两人不太可能是突出宋耀如的人。编辑组只剩下周承恩。宋氏一家都是属于景林堂的信徒，在该教堂占据重要地位，周承恩则在该堂任理事长已经25年，且“本刊各篇经先生（周承恩）一再考虑”。自从传教士开始推行教会自立（self-support）政策后，堂会工作人员往往需要与权势信徒处理好关系，不然就有被驱走的风险，因为他们的薪水是由堂会信徒提供。在这种语境下，周承恩的做法或许可以理解。此外，蒋介石的地位也间接影响了教会史对宋氏家族的书写。

1947年是卫理公会来华传教一百周年。按照近代中国基督教界的“习俗”，已经合并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监理会和美以美会于是年11月15~24日在福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为了“发扬先贤之圣迹，并揭示本会将来事工之方针”，事后发行了《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百周纪念册 1847—1947》，各篇文章有中英文两个版本。由于纪念大会在福州举行，所以这本纪念册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多为福州教会人士，丁先诚任总编辑。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百周纪念册 1847—1947》书影

该纪念册有两处出现了蒋介石。第一处位于贺词部分之首，用一面的篇幅刊登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发来的贺词。祝词有很多，其中包括多个编排逻辑。具体的编排顺序是蒋氏夫妇和吴铁城的贺词放在前两位，然后是国外教会的贺词，之后是国内教会及个人贺词，最后是各界贺词。很显然，编者将蒋氏夫妇的贺词从各界贺词中提出，放到最前面，是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此时的国民党虽然在内战中初露败像，但蒋介石仍是中华民国主席，政治地位依然最高。如将他夫妇的贺词埋没在各界贺词中显然不合适。该贺词的英文版标题“The message of generalissimo and Madame Chiang Kai-shek to the Methodist centennial conference in Foochow, China”也能说明编者考虑的是蒋介石的政治地位，而不是该会信徒角色。

第二处是在卫理公会百年大事记部分1927年项下。百年大事记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版主要由丁先诚编写，英文版由力维弢（Walter N. Lacy）翻译，丁先诚作了一些补充。与谢颂三编写的监理会年会要事摘录类似，大事记出现的人物主要是中西教牧及在教会特别重要信徒，蒋介石受到特别对待。中文版记载：蒋主席中正在监理会受洗进教。表现出丁先诚对蒋介石政治身份的尊敬。英文版对应部分不仅仅是直译中文版的这句话，具体为“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baptized by the Rev. T. Z. Kaung in Shanghai”。与中文版最大的区别是点出了施洗牧师的名字。经查，T. Z. Kaung为江长川的英文名。力维弢和丁先诚知道蒋氏1930年入教，但为了使蒋宋婚姻更符合基督教原则，沿用谢颂三的说法，对外将蒋介石入教的时间前移。在力维弢用英文写作的《中华卫理公会百年史》（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中，百年大事记1927年就没有收录此条，且正文显示他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入教时间。这两个可能的原因都反映了教会史书写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张力。

英文教会史的蒋介石

1948年，力维弢在卫理公会的出版社Abingdon-Cokesbury Press出版了《中华卫理公会百年史》。力维弢生于福州，是美以美会传教士的后代，父母长期在福州传教。他首先在书写教会发展历史的时候强调宋氏家族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宋耀如和倪桂珍。然后在某些字里行间赞扬蒋介石推翻了对外国过于保守和过于屈服的北方政府，赞扬宋美龄在重庆大轰炸时期捐了一辆救护车等。这一切似乎是为了接下来的文字进行铺垫。他专门用第15章一章的篇幅来写教会的重要人物，其中关于蒋介石的部分占了3页，而冯玉祥、阎锡山只有1页左右的篇幅。

力维弢在正式书写蒋介石信仰问题前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一章让记录蒋介石元帅的信教情况成为可能”（To be able to includ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in this chapter is possible）。这句话显示作者曾像他的中国同事那样，不知在教会历史书写中如何妥善处理蒋介石信教的内容。过于赞扬容易引起其他教友的不满，蒋本人的心思也不好把握；完全忽略也不现实，毕竟具有重大宣传价值。因为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缘故，力维弢获得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力维弢将蒋介石描写成非常真诚的形象。不仅为他与宋美龄结婚时不是基督徒开脱，而且采信了埃尔默·克拉克（Elmer T. Clark）关于蒋介石信教过程的写作，用大部分篇幅叙述蒋氏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一些美国基要主义派教会媒体曾宣传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是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劝告美国的基督徒不要认为是上帝的王国在中国取得了巨大胜利。力维弢对此予以了否定，认为蒋介石是真心信仰基督的。他还用蒋介石在教会内部会议所作的见证和大段引用一位加拿大人关于蒋家晚祷告的文字进行佐证。蒋介石1937年3月26日所作见证具体内容为：

余信奉耶稣将近十年，读经修道，靡日或间，客冬西安变乱，事起仓促，孑然一身，被困于叛部者二周，尝向监视者索读圣经，益觉亲切有味，而救主耶稣博爱精神之伟大，更使我提高精神，以与恶势力相搏击，卒能克服仇魔，伸张正气，复承教会诸同道为余祈祷，精神感应为力实多，此余应于感谢诸同道之余，更不能不于诸同道前归荣于耶稣也（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册，1978，第24页）。

在该章的结尾部分，力维弢再次罗列了教会重要人物名单，将蒋氏夫妇放在最后，而不是埋没在中间。

对比上述中文教会史关于蒋介石的书写，力维弢的书写张力减弱了很多。既可以回应美国基督教界的批评，也可以详细地展现蒋介石信教的过程和宗教生活。书写的张力几乎得到了完全宣泄的机会。如果蒋介石夫妇知道他这样书写，必然会大加赞赏，他们需要向美国读者展示自己的信仰。如果上文提到的百年大事记力维弢知道1927年的内容，那么他的历史书写仍存有一些张力。将某个政治人物的入教情况在教会史中大肆渲染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综上所论，蒋介石在其所属教会的历史书写时是存在张力的，只是中外人员程度不同。最主要的是他的入教时间和政治地位。由于基督教将婚姻与信教结合在一起，造成在记录蒋介石入教时间上出现张力。而其政府首脑的政治地位则让书写者无法将其与一般基督徒平等看待，只能通过非常规的方式释放书写张力。中国教会史编写人员通过将其写入教会大事记、提前入教时间与其婚姻配合、贺词放在最前面、提升宋耀如夫妇在教会的地位等方式缓解书写上的张力。传教士用英文撰写的教会史所遇到的张力小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处理。在自由主义派传教士看来，中国最高领袖能够皈依基督教当然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只是在基要主义派等教会其他派别的牵制下，略有顾忌。抗战期间，卫理公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印发宣传小册子，介绍蒋宋的宗教信仰。以笔者所见，这些小册子最开始只是宋美龄的I confess my faith，后来将蒋介石在1937年3月26日的见证也加入进来。这些小册子不仅在美国广泛散发，而且国内教会圈亦有大量流通。在这个背景下，英文教会史书写者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来处理书写蒋介石时候产生的张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编辑。本文曾在“第四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会上各位老师的讨论和就职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马光霞师姐提供若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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