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昨天的对话 ——电视剧《白鹿原》散谈

□邢小利

历史学界有一个观点，说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借用这个观点来看文学经典的改编，似乎也有“层累地造成”即“层累构成”的现象，原著与其后不同时代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改编和移植共同构成一个壮观的经典演化图景，经典的接受和传播构成一条史链，色彩斑斓，意义丰富。电视剧《白鹿原》就是“层累构成”的一个样本，它是今天这个时代以电视剧的艺术形式对《白鹿原》的一次再造和演绎，它在对原著故事和意义的解读、阐释和发挥中，构成了今天——21世纪10年代与昨天——20世纪上半叶（《白鹿原》故事发生的年代）以及上世纪80年代（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年代）的对话，也构成了争论，这就使《白鹿原》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更加丰富起来。

史诗品格的追求，是《白鹿原》原著和电视剧的共同追求。陈忠实的小说试图写出“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就是心灵史，写这个民族原本稳定的生活方式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结构”如何在“皇帝死了”之后，新的社会秩序将建而未建，白鹿原这个乡土社会历经军阀混战、革命、灾荒、瘟疫、抗日、内战、新中国成立等历史巨变和各种天灾人祸，农村社会的历史图景和农民生活的变迁，重在展现农村两代人在时代巨变面前精神与人格的守与变。《白鹿原》电视剧显然也在刻意追求史诗品格，它将白鹿原乡民的生活与清亡以来社会的巨变紧密结合，清晰地展现了近现代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在白鹿原这个乡土社会的刻痕。传统生活的冲击与守护，传统社会的崩溃和瓦解，不同性格的年轻人自觉和不自觉的理想追求和生活追求，他们的成长和变化，都与历史、与时代有着内在的联系。白鹿原——代表乡土社会，西安城——代表区域政治和文化中心，两者半个世纪的大事变都有表现。

必须承认，《白鹿原》的改编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它虽然问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但陈忠实孕育、完成构思、主要创作的时间，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所以，我认为，《白鹿原》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从那时到现在，时代语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著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厚重，其中也包括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好的作品就在于它有非常多的甚至是无限的可解性，所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因此，改编中的一增一减，都意味着对原著意义的改变或者是意义指向的改变。原著作为小说艺术，它的作者是隐藏的，诚如恩格斯所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而电视剧作为一种被赋予更多的教化功能的大众艺术，它要求主题愈集中、愈鲜明愈是合适。可以明显地感到，电视剧《白鹿原》集中、突出地表现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传统农民为人仁义、知行合一的精神。他坚守儒家思想和乡约规条，是白鹿村族人的主心骨，也是白鹿原这个乡土社会砥柱中流的人物。他腰杆直——表示正气，是“活人”呢——既要生存，更要守规矩和有尊严（有脸面）地活着。其他的几个重要人物，既是独立的艺术形象，也与白嘉轩构成一种意义互解的人物结构图，朱先生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鹿三是白嘉轩的影子——“义”仆，鹿子霖是白嘉轩的镜子——照妖镜，鹿子霖的自私、投机、滑头、无原则等性格特点恰成白嘉轩的反照。同时，与原著相比，与白嘉轩这样的老式农民相映成趣的是，电视剧《白鹿原》特别突出和强化了年轻一代尤其是鹿兆鹏和白灵的人物形象和戏剧内容，突出了以鹿兆鹏和白灵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历史年代和民族危难的时刻，救国救民，舍生求义，强烈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和献身精神，从而使这部剧作有了另一个鲜明的主调和主题。

另外，为了不出现误导，该剧一方面最大可能地保留原著的所有人物和与人物有关的基本情节，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人物命运的结局，以及整个剧作的结局，都作了一些改变。比如，白灵不是被自己人活埋而是死于敌人的炮火之下；白孝文这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不是在新政权成立后杀了黑娃、继续当他的县长，而是被揭穿被抓走；鹿兆鹏不是奔走在途、生死不明，而是突然现身；全剧也不是以白嘉轩瞎了左眼，鹿子霖疯掉、冻死结尾，而是以白嘉轩和鹿子霖携手去看鹿兆鹏和白灵的孩子、即他们共同的孙女结尾，这是一个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人物的结局，固然是人物性格的选择和命运的必然；作品的结局，固然是叙事作品情节艺术的合逻辑的表现，但在这里，显然也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的最终显现。人往何处去，安于何处，就是对意义的揭示。总之，这些改编，都突出了电视剧的主题鲜明特点和大众教化功能。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女性人物形象，不像其他的女性人物基本是单一的性格，她的性格因为出身和经历，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她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还是一位具有结构作用的人物，是她给仁义白鹿村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气味，是她把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以及白嘉轩和鹿三几个本来各是各的男子串联起来并结构成为一种复杂的矛盾关系，电视剧把她与孝文的媳妇也设计成一种冲突关系。这样的人物，她的性格与其命运和境遇有密切联系，性格特点既有阶段性，也应该有不同的层次感，她既是一个孤苦无助的可怜人，也是一个想“活人”的反叛者，她对正常人性和生活的追求具有合理性，她为复仇而引诱白孝文堕落又为社会伦常所不容。也就是说，她既有善良和柔弱的一面，也有“狠”和“强”的一面，如此才能表现出这个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李沁版的田小娥总体看，更突出了田小娥的孤弱无助，突出了她的善良和要“活人”的一面，而这个人物应该具备的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得略显不足。

总体上看，演员的表演都是尽心尽力的，尽心接近人物的性格，尽力还原历史情景。从表演艺术上看，最佳的是艺术家的表演，比较好的是演员的表演，欠些火候的是年轻演员学戏的表演。印象深刻的，一是戈治均演的鹿泰恒，这是一位艺术家的表演，他把鹿泰恒的性格和为人演得非常到位，老奸巨猾而又不显山露水；第二位是李洪涛演的鹿三的晚年，有些“痴呆”的鹿三，演得非常出色。儿子黑娃带媳妇回来看他，跪倒在门外，他却视而不见，仍然一把一把地抓着麦草，他的表演把一个老农民、一个老长工的老实、卖力、孤独和茫然无措很传神地表现了出来；另外，姬他演的黑娃也不错，黑娃的性格和形象差不多就是他演的那个样子。

优秀的作品无论写什么时代，都有很强的当代性。也就是说，作品的思想、精神和问题有当代指涉，有了当代性才有可能上升到超时代的普遍性。感动今人，才有可能感动后人。创作是这样，改编也是这样。陈忠实《白鹿原》的创作，有文学“寻根”之意，探寻民族之过往、之来路，以昔视今，有很强的当代性。电视剧《白鹿原》的改编更重视当代性，剧中的人物和生活，特别是思想、精神和问题的指涉，都能唤起我们很多的想象，激发我们很多的思考。比如白鹿村人种罂粟突然发财了以后的精神迷茫，怎样“活人”，知行分裂和知行合一，革命与反革命，乡约与乡村治理，民治与官治，乡土社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等等，是曾经的问题，其实也是今天的问题，甚至也是明天的问题。改编是对一部优秀作品精神和内涵的一次再激活和最大可能的再发挥，电视剧《白鹿原》的改编就是这样的。

总体上看，电视剧《白鹿原》放在当下，放在这么多年的电视剧制作中看，无疑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其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都属上乘。它是一个时期电视剧作品的里程碑。很多年后，我们再回头看，这部剧的一些重大突破以及某些遗憾，都会让我们深长思之。（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

新闻推荐

牛刀小试 西安宝宝 雕刻心中的丝路

小朋友们体验传统木刻技艺记者尚洪涛摄“丝绸之路就是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17日下午，20位来自西安市的各个幼儿园及小学的小小艺术家们，第一次拿起刻刀，在西安美院版画系工作室体验到...

西安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西安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