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第一次相见

1976年父亲从台湾经香港转来一封信，信上写道：人越老，越想娃，不知究竟为的啥?望天空，望海底，不知我儿在那里?

□ 董健

我与父亲一生相处不过百天，但父子情深，百天胜过百年，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父亲罗甸服1910年出生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罗村，16岁的父亲从小怀有大志，中学毕业后，怀着救国救民的情怀，步出秦岭，考入黄埔军校。父亲曾参加过北伐抗战，1949年随军去了台湾。

我姐姐出生于1946年，我出生于1949年10月，我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由任高级助产士的母亲董涵英只身在西安将我姐弟养大成人。

我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不知父爱是什么滋味。可是“未受其利，先受其害"，我从懂事起，心理上便承受着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阴影与压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压在家中玻璃板下父亲的照片，也因抄家而消失了。

1976年终于与父亲联系上，父亲从台湾经香港转来的信上写道“：人越老，越想娃，不知究竟为的啥?望天空，望海底，不知我儿在那里?"。

1979年应父亲要求，我携妻带子由西安去香港与父亲会面。父亲与在台湾已成家的台湾妈妈同来香港。那时父亲已办好了我们去台湾的手续，但我不忍与生我养我的母亲再分离，我婉拒了父亲，我说谢谢父亲的心意，今天父子能相见，我已满足，台湾我不去了，我只能“宁舍当官父，不舍要饭母"了。此话一说，父亲哭了，我也哭了，父子相拥，成了泪人。

待一番激动后父亲问我有没有读大学，我说没有，父亲问我有沒有读高中，我说没有。父亲当时显然有些生气，激动地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群猪呀!"我哭了，告诉父亲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文化革命开始了，这一折腾就是10年。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当时已在碑林区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做了7年电工。由于外婆瘫痪10年，母亲已得癌症，我便放弃了高考机会。父亲抱住我歉疚地说“：不哭了，不哭了，都怪我，让你们受罪了"。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害了多少人呀，“红五类，黑七类不用颜色染人色呀"。父亲鼓励我说：“社会就是课堂，生活就是老师，不要放弃自己，要每日长进，不断学习呀。"父亲抱起了我的儿子，亲着他的脸说：“将来一定要让我这孙子考上大学。"时间一晃到了1997年，庆幸的是我的儿子以满分考上了香港大学，2000年以一级优等生由港大经济系毕业。那天我与妻子参加了位于红堪体育馆的毕业典礼，当听到广播里念着儿子的名子，看到他戴着奇怪的学士帽，穿着宽大的学士袍上台领奖时，我和妻子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遗憾的是1994年父亲84岁在台湾逝世了。2000年我与妻携子从香港到了台湾父亲墓前，我说“：爸，你的孙子已从港大毕业，我带着来拜祭您了。"说到这里，我又哭了。

1982年我的母亲来香港定居。1991年台湾允许父亲可返大陆，父亲第一时间由台飞港，我陪伴着父亲返陕西商州探亲。父亲在我爷奶坟前长跪不起，老泪纵横，哭泣道，不孝儿终于回来了。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为念父母情深，1992年我分别在父亲老家商州罗村和母亲老家西安市长安区彰仪村捐建了“建秦小学"和“涵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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