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到自觉 到底如何做

“垃圾围城”“垃圾围村”这样的情况在我国并不鲜见，也是各地市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要破解这一难题，垃圾分类是个好方法。但方法虽好，推行执行的过程中却困难重重。

垃圾分类可以说是起步早，却走得慢，个中原因，众说纷纭。记者通过连日调查，大致将其归结为以下三种：其一，居民个体的内在因素，包括对垃圾分类知识掌握程度低，对垃圾分类抱有抵触态度等。其二，垃圾分类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虽然有些居民预先做好了分类，但市政部门回收时却依然将垃圾合并处理，“一锅烩”的后期处理直接挫伤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进而造成恶性循环。其三，垃圾分类的配套制度不完善，比如奖惩制度、宣传普及等等。垃圾分类从自愿到强制再到自觉，究竟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呢？

市民 不妨尝试垃圾分类与物业费挂钩

“不可否认，最近几年，城市里摆放的分类垃圾箱越来越多了，但从具体操作情况来看，这些垃圾箱收效甚微，一方面，有的垃圾箱虽然标着‘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外表上看似分开，打开里面其实是相连的，垃圾仍然混在一起。”6月10日上午，家住凤城五路的周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垃圾分类设施不能一建了之，目前还是缺少大规模的宣传，来提高市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举个例子，西安从去年年底开始的“烟头不落地”行动，到今年年初进行的“厕所革命”，再到如今的“车让人”，这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的倡议，不仅宣传力度大，而且政府各个部门也十分重视。文明行动并没有只停留在“口号”上，让人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改变，因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垃圾分类往大的讲，就是环保生态问题；往小的说，也算是提高文明素质的一种。只有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才能起到改变作用。”周先生说，推行垃圾分类，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绝不仅仅是摆放几个漂亮的垃圾箱就能解决问题的。生活中，垃圾分类工作应当充分发挥物业的力量，特别是对垃圾分类的宣传、监督，物业应当主动承担重任。他建议，可以尝试把居民垃圾分类与物业管理费挂钩，采取垃圾分类积分抵扣部分物业费的办法，从而调动物业管理企业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对于垃圾分类，李女士有着同样的认识。她告诉记者，在一些高档社区，旧电视、旧家具，甚至一些还可以使用的电器都被扔在垃圾桶旁，这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在一些老旧小区，生活垃圾主要以餐厨垃圾为主；在大多数小区，生活垃圾多为混合垃圾。为此，她建议根据小区的情况量身定制垃圾分类，实行一段时间后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以保证垃圾分类的效率。

李女士说，她曾在上海工作了4年时间。当地政府针对居民缺乏垃圾分类知识，尚未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就从娃娃抓起，专门举办过中小学生“垃圾分类与减量”网络知识竞赛、“垃圾分类演讲比赛”等，这些措施西安是否能学习借鉴呢？

环保企业 应形成垃圾分类产业链

陕西蓝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安本土的一家环保企业，6月9日，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他们在西安东窑坊小区开展的试点工作来看，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分类投放、收运、处理等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分类的失败，因此必须构筑完善的垃圾分类产业链。

分类投放是基础。没有合理的分类存储和正确的分类投放，分类收运以及分类处理都是空谈。目前，不少城市垃圾分类储存设施都面临分类不细、设备不够的问题。就拿西安来说，城市主次干道上都设置了分类垃圾桶，将垃圾分成了“可回收”、“不可回收”两类，但对于餐厨垃圾和有害垃圾等并没有单独设置垃圾桶，街道附近的店家对剩饭剩菜、废旧电池等不知道如何丢弃。同时，分类垃圾桶数量不够，造成市民扔垃圾很不方便。

分类收运是保障。分类收运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分类储存和分类投放是否具有意义，也是分类处理前最关键的一步。然而，目前很多城市没有专门的垃圾分类收运车，环卫部门收集时大都是一股脑地将所有垃圾打包运走，并没有分类。

分类处理是目的。垃圾处理的最终目的是将垃圾分类处理，变废为宝。但是，由于一些城市的垃圾末端处理配套严重滞后，无法实现分类处理，都是将垃圾进行“混合打包”，采取集中填埋或者是焚烧等方式处理。这样做，之前所有的环节都失去了意义。

垃圾分类，考量的是整个城市的管理。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产业链，不仅需要对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工具、分类垃圾回收利用技术及设备的投入，更离不开可操作的政策、可执行的分类标准、完善的监管体系。同时，应鼓励社会资本、企业参与到垃圾处理的各个环节当中。只有把垃圾分类做成产业链、商业化运转，才能逐步完善垃圾分类，这样也能减轻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

专家 垃圾不分类应被处罚

近年来，有关“垃圾围城”的话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每年的垃圾增长速度明显，但垃圾处理能力并没能跟上。对于垃圾分类，专家又有怎样的建议呢？

“政府应当将垃圾不分类的代价明确告知公众，或是修订地方法规。”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说，如果能明确告知民众不进行垃圾分类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人们就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进而产生更大的行动可能，把垃圾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情，逐渐固化“我的垃圾我负责”的意识。

“垃圾分类，没有强制难有规范。”张宝通举例说，垃圾分类在日本是一件“天大的事”，将垃圾分类做到近乎“极致”，日本足足用了40多年的时间，其公民在垃圾分类上的高度自律也不是天生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正面引导与强制惩罚养成的。

张宝通告诉记者，垃圾分类，从鼓励到强制，再到鼓励，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促使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到“我要分”转变。目前，为了鼓励市民垃圾分类，很多城市都在进行“绿色账户”“积分兑换”等，对于做得好的市民，可以得到一定的实惠。垃圾分类需要引导、鼓励甚至奖励，但不能只一条腿走路，否则垃圾分类在有些人看来始终只是一件可干可不干的事情。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垃圾的产生者，都要对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垃圾分类是必须承担的义务。据此而言，推进垃圾分类，可以利导，但强制手段也必不可少，“不分类要罚”的举措只是要督促居民快速建立起环保意识。

当然，强制只是手段，推动所有人把垃圾分类内化为自觉意识、外化为实际行动才是目的。垃圾分类关系到人的行为模式、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运转方式的重大转变，是一项系统工程。把强制措施精准定位到前端分类与后端回收、利用、处理各个环节，把不同责任主体都纳入到精细化管理的系统链条中，最大限度地规范取证与执法，垃圾分类的效果才能最大化。文/本报记者谢斌图/本报记者李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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