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高考 ■赵良

听说现在的高考生都是“皇帝”，一入高考季，考生的家长们就进了炼狱，接连两天捧着“圣上”直入考场，然后在考场外痴痴地守候（不管风吹雨淋），一个时辰后，又捧着回家。考生们这些天一般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娇贵无比，似乎一星半点的体力活儿都可能打翻试卷上的分数，将9捣成6。

这使我想起30多年前自己高考的经历。

我共参加过两次高考。1978年7月下旬，我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年轻气盛，分数考得刚过录取线，报的志愿却全是国内一流大学，清华北大居前，中山复旦断后，因怕像哥哥一样没上所报志愿的学校，倒被分到了师范院校落个以后当老师的命运，干脆在志愿栏最后一格绝决地表示：不服从分配。我的第一次高考就这样落选了。

从得知我落选的那天起，我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被告知成了待业青年，家庭的负担，父母的累赘。

父母亲绝不会把我当小皇帝供着，因为我们家像我这样的男孩就有三个，三个男孩三张嘴，嘴虽小却特别能吃，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紧皱眉头。

我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就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气氛，我不能忍受我是个被人供养的废人这一事实。

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去西安市糖果厂当了一名运糖工。

运糖是将制糖车间切好的糖块搬到包装车间，叫那些女工们包上糖纸，虽然两个车间的距离不是很远，但需来回奔波，一天不下万米，我常常累得一倒在装沙糖的麻袋上便不知今昔了。回去还得挑灯夜战，复习功课。为此，父母不知和我吵过多少回，要我辞了那份工作。我不干。

第二年7月8日，那个神圣的日子来临了，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记得我向当时所在的糖果厂雪花软糖组组长老段请了三天假，要她保证为我保留这份工作。

老段是个天津人，问我这三天去“干嘛？”我说：“高考。”吓了她一跳。她这人的特点就是过于热情，很快将我的雄心壮志告诉了周围的所有人，包括包糖的临时工们，那可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啊！她们见了我就喊我“大学生！大学生！”

我没客气地答应着，憋足了劲儿想当这个大学生。

第一天考语文、政治，感觉一般；第二天考数学和历史，感觉最好，尤其是数学，曾是我的弱项。

可这次我一拿到试卷就感觉面熟，人家答题的顺序是先易后难，我则拣自己最喜欢也是最难的答，一下子证出一道30分的几何题，精神大为振奋。分数出来后证明我的感觉没错，我的数学得分竟高达82分，比语文高了整整16分；第三天是地理和外语，我竭尽全力答题，像吹着冲锋号占领敌人阵地，反正把该得的分都得了。

考完，我累坏了。

想歇几天，不行，害怕失去那份临时性的工作。

请假期满，也就是第四天，一大早便匆匆去上班了。

师傅和包装车间包糖的女工们一见我都问：“大学生，大学生，考得怎么样？”

我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组长老段说：“一考完就来上班，累不累啊？”

我学着她说天津话，但听起来像撇京腔：“不瞒您说，还真累！”

她说：“累，小伙子，你现在最想干啥呀？”

我说：“想睡觉。”

她说：“那就睡吧，睡吧，别搬糖了，到后面糖堆儿里睡吧！”

我一听这话，也没客气，扔下筛子，真的去后面睡了。

这一觉睡得真酣，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连撒开的糖包塌我身上也不知道。等我醒来，就听见组长老段的天津话：“嘿，嘿，小伙子，甭睡了，甭睡了，你瞧瞧，你瞧瞧，再睡都成冰糖葫芦了。”

我一看，我早已滚出了糖包堆儿，躺在糖浆桶边上，沾了一身的糖浆。我伸出舌头舔舔身子，嗯，真甜！

1977-2017

我的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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