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高考年代：1977

姓名：冯仑

高中：西安市三中

录取院校：西北大学

考后经历：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1977年注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推荐制，恢复高考制度。在此之前，高考这扇大门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18岁的西安市三中学生冯仑骑了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参加了这场高考。40年后，已是法学博士、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他于日前在迪拜接受了西安晚报记者的电话专访，回忆那段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往事。

那年没有复习资料

“那时候班里上学的人不多，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剩下的都是自己喜欢学习就学。”冯仑说，自己作为应届毕业生，18岁时参加了高考，“复习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都特别热，每到晚上，我就把脚放在凉水盆里，头上顶个凉毛巾，晚上在那儿复习，我母亲在旁边帮我赶蚊子。”

复习时间紧迫，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当时我母亲找到了一个蜡版，就是用针形钢笔在特制蜡纸上刻写成油印底版，油滚子一推就能印出来，就这样给我印了一些复习资料，连纸都是发黄的。”冯仑说。

电报得知被录取

高考那天，“我借了辆自行车，骑着车跑到建国门的二十六中考场。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考场的课桌都是破破烂烂的，桌面高低不平，有时一写字就把考卷戳出一个洞。”冯仑笑着说，“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试，当时考场外面特别热闹，很多人围观。”

冯仑记得，当时高考完先公布初选结果，随后才是正式录取，“当得知初选入围后，我挺高兴的，但还要等正式录取，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我去了成都叔叔家，考虑万一考不过，就再考一次。”不过很快，冯仑就在成都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简单几个字：“录取，赶紧回家。”

1977年的高考也分文理科，父母建议冯仑选择理科更安全，但是因为他爱好历史、哲学，冯仑选择了文科。每门学科满分100分，他的平均分将近70分，“我数理化不太好，高考数学大概只得了32分左右，但是文科考得都比较高，所以把平均分拉高了。”

填报志愿时，当时大学少、能填报的也少，冯仑就选了几个自己相对有些了解的大学，“第一志愿报的四川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报的延安大学，不过当时政府扩大招生，西北大学新设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前身），首批只招50个人，我就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这届经济学专业涌现出了冯仑、张维迎、魏杰、刘世锦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和高级领导干部。

一代人命运就此改变

过完年后的1978年春，冯仑到西北大学报到，“印象特别深，在我前面排队有一个人，穿着破棉袄，扎了个绳，说一口地道北京话，他叫田丰，是1975年自愿去延安的北京知青，后来还加入了我们万通集团，担任御风资本董事长。当时他给老师说，自己没钱报名，因为延安发生洪水，延河泛滥，他是捡了一条命回来的”。

参加1977年的这次高考的人，有的是知青，在农村支援建设，有的都已三四十岁小孩都大了，18岁的冯仑在大学里是最年轻的学生之一。

“那场高考确实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是国家用人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冯仑说，“比如张维迎当时从农村考到这里，后来我们都选择继续求学，我在中国社科院读了法学博士，他到牛津大学深造，实现了我们各自人生的垂直流动，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  

十余岁便有了家国情怀

对于当时没有读书氛围、缺乏备考条件却能一举考中，冯仑说，这和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因为我父母比较重视读书教育，我爷爷是办教育的，父亲一直在做政工工作，都非常重视教育。同时我也很感谢我们西安市三中的班主任老师苏立，她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像父母一样在思想上关心我。”苏老师家世较为曲折，对冯仑这位聪明上进的班长非常关心。冯仑回忆：“我喜欢放学后去苏老师那里聊天，她给我讲历史、讲家史、讲国家命运前途，她还把很多藏书拿给我看，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但是在苏老师的影响下，心中充满家国情怀，我很早就立下誓言，要改变当时社会的现状，所以一直折腾到今天都没停。”

对于如今正在专心备考的高三学子，冯仑是这样说的：“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但不是让你发展的唯一通途，除了知识的积累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可以有所不同，但价值观的养成，会促使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自己。” 文/图 记者 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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