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蒋村赶考的少年 □张艳茜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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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5日早上，在西安市殡仪馆咸宁厅，我被人流拥推着与陈忠实老师告别。看惯了陈忠实老师那张像黄土高原一样沟壑纵横、布满深深褶皱的脸庞，那是他形象的标志，也是沧桑，是阅历，是智慧，是灵魂搏斗的写照。但是，躺在那里长睡不醒的人完全不像他。于是，我对自己说，这里躺下的人不是陈忠实老师，他又回灞桥西蒋村的原下老屋了，或是，正走在某个地方，向自己锁定的目标前行，就像六十年前，在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声中，赶考少年陈忠实咬紧牙关，艰难地向远方赶路一样······

陈忠实13岁，高小毕业。这年6月份，班主任杜老师带领着少年陈忠实和20多个同学，徒步到距家15公里的历史名镇灞桥，在西安市第十四中考区（今西安市三十四中学）参加升初中考试。陈忠实是这批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个，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因为激动又慌惧，前一晚，他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少年陈忠实肩上挎着一只书包，书包里装着课本、毛笔、墨盒、几个混和面馍馍，还有母亲自己织的布巾。起初，他兴高采烈地走着，渐渐地却落在了赶考队伍的后面，长长的砂石路将他脚上那双旧布鞋的底子磨烂了、磨穿了，脚后跟磨出了血，血渗湿了鞋底和鞋帮。不明就里的老师和同学退回来，鼓励他跟上队伍。然而，他不愿讲明布鞋底磨穿的事，怕同学嘲笑自己的穷酸。路上的杨树叶被陈忠实塞进鞋窝垫在脚下，擦汗的布巾也被用来包了脚，接着是书包里的课本无奈之下被一页一页撕下来垫在脚下············然而一切的努力都只能维持几分钟，他几乎是光脚踏在砂石路上，每一步都是钻心的痛。赶考的队伍渐行渐远，陈忠实几乎绝望了。突然，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响起，陈忠实看到一列火车奔驰着呼啸而过：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而根本不用双脚走路！那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似乎给少年陈忠实注入了一股神力，他愤怒了，他对自己说：人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于是，他将残留在鞋窝里的烂布条、烂树叶、烂纸屑统统倒净，咬着牙在砂石路上快步行走，脚后跟还在流血，但是脚上却有了力量。他终于在快到考场还有约1公里的地方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

赶考经历，给了成长中的陈忠实深刻的生命启示，每当他遭遇人生的重大挫折，或是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他的生命深处总能响起火车的那一声汽笛鸣叫，当想到那个穿着磨透了鞋底、却依然继续前行去赶考的少年，无论“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少年陈忠实是这次赶考的同村同学中唯一一个考上中学的。13岁的陈忠实要到距家25公里的学校寄宿，每天的伙食是开水泡馍馍。每周六下午，步行回家，返校时则背上母亲给他准备的一星期的干馍馍。然而，初中一年级陈忠实只上了一个学期，寒假回家，父亲无奈地对他说：“你得休学一年。”西蒋村地处灞河南岸，土地丰饶，吃苦耐劳的父亲陈广禄，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却没有其他挣钱的门路，为了供两个儿子——陈忠德和陈忠实上学，他只有勒紧腰带，卖粮和卖树。1955年底，农村实行合作化，土地归集体，父亲无地可种、无树可卖了。于是父亲盘算，让哥哥陈忠德先上完初中，如果能考上师范学校或技校，学费就由国家负担了；压力缓解了，再供陈忠实上学。虽然委屈，但陈忠实理解父亲。

然而，正是休学的这一年，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全国性的大饥饿和严重的经济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西安市34中有一班的学生考取了大学；1962年，这个学校四个毕业班、考上大学的人加起来只是个位数，在班上学习称得上优秀的陈忠实名落孙山（全班无一人考上）。上不了大学，陈忠实只能回到乡村，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了。痛苦不堪中，父亲的一句话再次成为激励他的那一声火车汽笛鸣叫：“当个农民又如何啊，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

上不了大学，陈忠实就通过自学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陈忠实，一边努力教课，一边大量地阅读，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他在心中设定了目标，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在报刊上发表第一篇作品之日，就是自己自学成功的毕业之时。在老屋颜色晦暗的墙上，陈忠实写下了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1987年西北大学中文系开办第一届作家班时，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鼓动陈忠实、京夫等作家进入西大作家班上学，陈忠实笑着说，我的履历上就填写“高中毕业”挺好。

回首这段不寻常的赶考经历和因为休学一年而没能上大学的遗憾，是在1993年6月，陈忠实正值壮年。在这篇《汽笛·布鞋·红腰带》的散文中，陈忠实用的是第三人称“他”来叙述的，仿佛是站在人生的另一个出发地，目送着一步一步走在砂石路上的少年陈忠实的背影，有爱怜，有欣慰，更有一份坦然。就在几个月前，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的《当代》杂志分两期刊出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陈忠实到家附近的邮局去买《当代》1992年第6期杂志，被告知已经售完。陈忠实又赶到钟楼邮电大楼，那里的40本也已告罄。售货员说因为刊发了《白鹿原》，卖得很快，许多人已经预订了下一期 。陈忠实留意看了看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文学圈的熟人，几乎也没有文艺单位的人，他感到大为宽慰，他知道，《白鹿原》进入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了。1993年6月长篇小说《白鹿原》正式出版，《白鹿原》一问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竞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陈忠实后来回忆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当年，认定将文学创作当作终生事业来做的陈忠实，在1982年的早春，又经历了一次“赶考”，这一次是在深夜、渭河边的乡村土路上。陈忠实到渭河边的一个人民公社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分田到户”。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目的地赶，突然就想起他崇拜的作家柳青，想起了他阅读了多遍的《创业史》，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他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是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这无疑是陈忠实作为作家的一次人生大考。这次“赶考”，关系到他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和成功的作家。

作家曾经是一个很诱惑人的职业。因为很多人只看到作家一旦成名，就名利双收，很风光。其实作家创作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在外界诱惑很强、成才机会很多的情况下，选择文学就注定要忍受更多的清苦，要甘于寂寞。而陈忠实对自己的要求要比一般作家更高一个层级，除了忍受清苦和寂寞，陈忠实有着很清醒的意识，就是要在不断地“剥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对“剥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想，思想决定着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思想力度制约着开掘生活素材的深度，也决定着感受生活的敏感度和体验的层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

陈忠实说，他的这种“剥离”意识从1982年春天开始，尔后贯穿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陈忠实之后的每一阶段“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

陈忠实成功地在“剥离”与“寻找”中，完成了《白鹿原》的创作。应该说，没有这次主动地清醒地“赶考”，就没有后来的作家陈忠实，也就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品《白鹿原》。

20世纪80年代末，贾平凹和路遥都有长篇出版了。许多人认为，陈忠实会急不可耐地把一个长篇拿出来。但是，陈忠实很是沉得住气，在写作《白鹿原》的那五年时间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省作协家属院里，而他则躲到乡下去写作。五年磨一剑，陈忠实写得非常辛苦，那过程是一种非人的自我折磨，如同他又一次光脚走在另一条赶考的砂石路上，流血又流汗，但是他又一次坚持下来了。他曾经说过一定要在50岁以前写出一部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他做到了。

就在《白鹿原》出版的1993年，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忠实当选为省作协主席。他深知作家生活的不易，创作的不易，身在其位，得谋其政。这时候的陈忠实，放下身段，全身心地投入，他要为陕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一些实事。这于他来说是不小的牺牲——牺牲作为作家身份的时间和精力，而为其他作家们的生活和写作创造、提供一定的条件。

2001年到2002年，陈忠实回到乡间，回到他写作《白鹿原》的祖居老屋，他住了两年，似乎也是隐居了两年。当他告别妻女，进入刚刚清扫过落叶的小院时，心里竟然酸酸的。这一年他59岁，他问自己，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这两年的“隐居”，陈忠实在重新打量世事人事的同时，也在重新打量自己，调整自己的心理，而归于宁静。再次获得宁静，就是这两年的最大收获，也是他又一次的“精神剥离”……

这个西蒋村赶考的少年，六十年前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流着血，从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西蒋村，走向灞桥，之后走向西安，并堂堂正正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攀登上了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

人生的路上，陈忠实一直向着前方行进着。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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