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深圳样板 借鉴创新驱动发展经验

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李连和记者 李学东 摄

西安高新区 (资料图片）记者 王健 摄

30多年前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2016年的生产总值已经高达19492.60亿元，超过曾经作为追赶目标的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这就是深圳。这里不仅诞生了以华为、中兴、腾讯等全球知名企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去年2.63万亿的出口额中，高新技术出口额更是以52%的占比超半壁江山。

拥有雄厚科教实力，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产业的西安究竟该如何学习、借鉴深圳经验。在昨晚举行的市委中心组学习会议上，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李连和以《深圳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和探索》为题，介绍了深圳在机制体制创新等发展方面的经验。

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念好“三字经”

至今，李连和仍记得深圳被称为“科技沙漠”时的模样。20多年前，中国诸多城市发展高新技术的目光都盯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身上，而这恰恰是深圳的“软肋”。深圳第一所大学——深圳大学在1983年才获批创建，上世纪70年代之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的地方，本土的高校和研究所之少可想而知。

但是深圳并没有等自己的大专院校成熟起来，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是践行“拿来主义”：不分市内市外、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不分所有制，把别人的成果引进来，在深圳实现产业化。如今，李连和还能回忆起当时深圳的书记、市长带队引进人才的事情。领导带队是一种导向，而时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的李连和为了“挖走”我国著名的光电专家牛憨笨院士，曾前后五次专程来西安。

“当时西安的同志埋怨我来挖人。我说西安有40多位院士，深圳是‘零蛋\’啊，也该给深圳 ‘扶扶贫\’么。”而这位“孔雀东南飞”的院士，并不是只身南下，而是带去了28人的团队。为了让好不容易挖来的人才“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用一个月解决了他们的住房、孩子上学、家属工作等问题，并且重奖科研人员。”不仅在国内，从1996年到1999年，李连和每年都跑硅谷，去给留学生宣讲，讲深圳领先全国的创新环境、优惠政策和理念。这样一请，就请回来几百个留学生，他们当中不仅有直接进企业的，还有自主创业的。

除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引进，深圳的人才引进主力是企业。李连和说，正是这种“拿来主义”，让如今的深圳不仅和诸多高校合办起分校、研究院，充实着深圳自有的科技人才供给，更让全国乃至全球人才汇聚深圳湾。“现在每年光华为、中兴等企业招聘的重点大学人才就有三千到五千人。”

在李连和看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要念好“人财物”三字经。人才通过“拿来主义”解决，而资金的解决则要难得多，因为高新科技产业有“三高”：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银行不愿贷款给小企业，小企业也没多少固定资产去抵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连和多次带着深圳的企业家去跑银行、交易所。

为了缓解高科技企业资金缺乏的问题，深圳还创下三个全国“第一”——成立了第一家技术产权交易所、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担保公司（简称“高新投”）、第一家全国创业投资公司（简称“创新投”），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如今仅“高新投”就为39000多个项目提供过担保，为24000多家企业进行过帮扶。而“创新投”扶持上市的创业公司就达到119家。

经过多年的发展，李连和总结金融体系的建立要以风险投资为先导，“现在深圳的VC（风险投资基金）和PE（私募股权基金）就有46000多家，掌握资金2.8万亿。其中8000多家最活跃的VC服务于深圳的各个高新技术产业。”

深圳对于“物”这一高新技术产品交流、销售的思考，是从一次参观开始的。李连和回忆道，1998年的4月份，他跟随时任深圳市主要领导到大连学习考察，恰逢大连正在搞“国际服装节”。“深圳有什么节？”成为了考察团思考的问题。“结果发现只有一个荔枝节。”李连和说，发现差距后的深圳决定办一个“科技节”，并具化为“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决定于次年举办。被任命为高交会筹备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的李连和说他当时就下定决心：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成全国性的大展，一举摘掉深圳“科技沙漠”的帽子。“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如今的“高交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技术交易市场。马化腾曾直言腾讯就是在第一届“高交会”上成立的。

政府服务重在机制体制创新

除了具体层面上的“三字经”，李连和认为，一座城市高新产业发展机制重于技术，而管理也重于技术。没有机制体制创新，没有高效的管理，难以扶持高新产业发展。

“首先就是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他说企业连着市场，最了解市场的需求，还可以反过来通过市场促进科研。而政府的能力有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当时深圳把重点放在IT、生物工程以及新材料等三大领域。

他回忆了深圳第一家市级的新能源材料研发中心建立的故事。当年，王传福还带着他手下的20多个工人窝在一个小山沟里做档次一般的镍镉电池。经过考察，他们认为比亚迪的商业思路很清晰，有技术基础，很有潜力，因此决定一次性投入300万，在1996年，把全市第一家市级的新能源材料研发中心落户在比亚迪。对于当时的民营企业而言，这种扶持不仅是大手笔，而且还是第一个“吃螃蟹”之举。

回顾成功经验，李连和说做这个创举时他还是局长，“局长能搞定的就不要麻烦书记、市长来协调。因为这样可以快一手。”他就曾经公开承诺过：“科技局单独办的，马上办；多部门联合办的，科技局保证不晚点。”并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以践行承诺。而如今深圳已有研发中心1493家，并且创造了专利、人才、投入、机构4个90%在企业的奇迹。

创新重点放在了企业，那政府做什么呢？李连和的回答是：“服务。”如今的深圳，发明专利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从零到第一，深圳只用了短短二十余年。在李连和看来，这就在于深圳以立法的形式确保科技体制改革，为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科技发明保驾护航。

廉洁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也是政府服务的关键。李连和回忆，当时民营科技企业注册困难，他们就在深圳市科技局下设立了民营科技企业办公室，经常去企业上门做服务，为他们分忧解难。“只有我们的公务员做到了心中有全局，才能服务无止境，才有想不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的深圳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们的政府服务能快一点。”

完善产业配套和培养创新文化也很重要

在李连和看来，政府要做的不仅是服务一个个具体的企业，更要完善产业配套。他举例说，当时他也代表深圳去招商，他谈的不是深圳有多发达的硬件，而是“一是我们保护你的知识产权；二是我们保障在20公里半径内你的产业配套完善。”有企业家算过一笔账，在别的地方办厂，配套时间需要6天，而在深圳“前一天下单，第二天就能交货”。

李连和认为发展高新产业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创新文化。“深圳是座移民城市，‘包容\’这种创新文化的最大特色，深圳不缺。”他说，深圳现在已经形成“你好，向你学习；你困难了，大家帮你一把”的不怕累、拉帮带、不怕败的创新文化。

回顾深圳创新驱动发展的经验，李连和的体会是：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之路，干小了等于白干，干慢了等于自杀。而深圳的科技产业化之路，恰恰“动手早、出手快、下手重”——原来一穷二白的“科技沙漠”，“ 逼得我们快鱼吃慢鱼，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最后逼成了排头兵。”

要把高新产业视为支柱中的支柱

最后，李连和对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把高新产业视为支柱中的支柱来发展。”

他认为首先便是要优势优先、重点突破。“不能什么产业都干，要有所取舍，要下狠手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他举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的程控交换机制造商的排名是“巨大中华”，即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当时的华为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缺钱，还因为是民营企业，本来就矮国企一截，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路上举步维艰，还饱受非议。但在深圳市的大力扶持下，如今民营的华为和国有民营的中兴早已成为全球该领域的佼佼者。

其次，对于高新产业的招商要注重质量。他直言有不少以技术为幌子的项目，其目的在于圈钱。此外建立精准情报系统和重点产业链打造也应成为西安高新产业发展的重点。

最后他表态说：“虽然我退二线、三线了，但情系西安，我永远在线。虽然年龄上我已是‘70后’（70多岁），但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90后’，支持西安发展，我是\‘全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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