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责任重 ——长篇小说《莫拉尔小姐》后记

沈庆云

很惭愧：年过才出第一部长篇小说！

想当作家的愿望那可是早啊！步入初中时就有了这野心。“野心”把年轻的心装得满满的，有时连做梦都在想着如何实现，只是不好意思告诉别人——除了父亲沈万禄、母亲朱凤英不用告诉，因为他们没有念过什么书，不知作家是个什么官，当官怎么要“坐家”里？

记得好像是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有过告诫：青年人不要一开始就写长篇小说，而应当从写短篇开始。尽管我那时对高尔基十分崇拜，但对他这句忠告却听不进去，偏不信小青年就不能写长篇小说，为此还在文坛上找成功的例子，比如，就找到了巴金。于是，“叛逆”的我在初三就开始写长篇小说，写了三四年居然写完了，多万字，书名叫《山里人万岁》（还叫过《新农村》），内容是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那正当基层干部的父亲沈万禄。恰在我想把书稿送到出版社时，柳青的《创业史》出版了，我赶紧从图书馆借来读，读后竟羞愧满面——我那作品怎么就那么直白、浅薄、幼稚、可笑？我没脸把书稿送到出版社去，只好把它压在纸箱里。谁知，年1月8号晚上，6个“造反派”男女到西安市东大街老报社我住的半地下室平房里搜查，把我的书稿等物搜走了，大概是一个月后他们把其他物件退给了我，但这部书稿却没了下落。对此，我也不怎么难过，因为这书稿没有出版的价值，留着又有何用？

应该说吃一堑就应长一智，但我吃了一堑并没有长一智。我那时固执地要继续写长篇。“而立”之后，我又倾其全力，写了一部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书名叫《长工之歌》，依然是农村题材，但写作的主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版价值。

不相信高尔基的话，在文坛前的台阶上跌跌撞撞，碰得鼻青脸肿，这才回过头来，在写“本报讯”及散文、杂文、评论的同时，写写中短篇，果然发表了一些。

在创作上没有什么成绩，这并不能据此推断我懈怠过。没有，真的没有！我这些年唯一问心无愧的就是我对文学没有懈怠过，保持了对文学的矢志不渝。记得年秋天我出差顺路到杭州西湖游览时，看了苏堤后感触颇多，当即写了一首诗：“曾立东坡志，未习苏公才，常此送终日，西湖没脸来！”这也算自我批评、自我励志吧！

送到读者手中的这部长篇小说，为何起了这么个怪怪名字——《莫拉尔小姐》？前几年得知我在写这部小说后，有人就问：“你写的是外国题材呀？”“你写的是少数民族的事吗？”当然都不是。记得上世纪年代，《人民日报》副刊版上发了一篇文章叫《重提莫拉尔小姐》，说我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提出了“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之后不久，认为救国光靠这两“先生”还不够，还应有“道德小姐”，于是，不久就又提出了“莫拉尔小姐”，即“道德小姐”，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那时不会想到创作时要用，但后来在构思这部主要想写“文德”的长篇小说时，蓦地想起了《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于是我就用这做了书名。

“嘤嘤其鳴，求其友声”。作家在笔下“嘤嘤其鸣”，为的是在读者中“求其友声”。可以说“读者就是作家的上帝”。而这“上帝”可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而是亿万个，且这些“上帝”也在“与时俱进”，他们的口味变化很快、很大，于是主旋律与可读性给广大作家带来了很多困惑。我也很困惑，有时为此夜不能寐。但良心告诉自己：得坚守阵地！得顾廉耻！得用干净的笔来写作！坚守阵地到明天！我借作品中省作协老主席赵金山手中的笔抒发了我的胸臆。我在书中着意描写的那些个算得上是“大写的人”的人，是我的文学主张的着意流露。我当然没有轻视可读性，且拼命下工夫，自认为是有收获的。

文学创作是耗力、耗心，别人看不见、且无法“代耕”的劳动，个中的辛、酸、苦、辣、甜，自知、同行知，谁还知？

《莫拉尔小姐》写了十多年，可谓文学园地上的“胡子工程”。其间，“阻止施工”的麻烦虽没有遇到过，但竣工后“检查的”“验收的”好生苛刻，而我生性不想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旧时的教书匠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何况我沾新社会的光，还不缺那五斗米，哪里肯为出书去“折腰”？这就是这个宝贝“怀过月”的原因。谢天谢地，总算没有“胎死腹中”。

《莫拉尔小姐》付梓出版时，我情不自禁地要感谢著名女书法家周雅莉为我的拙作题写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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