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金融法制何为？

   ■肖红梅 韩伟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逐步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在以化解产能过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企业的兼并重组甚至推出市场已经成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2008年以来的经济刺激支撑所形成的累积和溢出效应仍在持续，宏观经济支撑的选择与调控空间有限。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业的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随着刺激政策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相交织，给金融业带来潜在的压力。传统的能源、房地产等行业的利润率在下降，农业、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仍在增长。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监管机构也在继续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种种变化，也要求金融法制推进变革，不断适应金融业的“新常态”。

金融法制需要寻找市场主导与政府监管的平衡。金融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市场性、自发性是其本质属性，金融业的源起，就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本配置，让社会资本流向更高效能的产业部门，从而实现整个市场的最优化。然而，近代以来，金融业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同其他的市场经济部门一样，金融业也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而由于金融业极强的社会性，它产生的市场失灵又具有更加严重的破坏力。同时，超出社会平均的高额利润率，又使得金融业形成特殊利益群体，它超越于实体经济之上，在特殊利益与特殊贪婪的冲动下，冲击着金融业的天然基础，以垄断等多种方式汲取高额利润，侵蚀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历来对金融业实施非常严密的监管，但在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新常态”之下，又需要赋予金融业一定的市场自主权，减少不必要的监督、审核程序，而这又会滋生金融业市场失灵的风险，故如何有效解决市场导向与政府监管的平衡，是新时期金融法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金融法制需要为“支小支农”建立导向。金融是一个负责资本运作，或者说是实现资本优化配置的经济部门，但现实的状况是，一方面小农业、小企业“嗷嗷待哺”，亟须获得信贷，却因资信不足，难以获得贷款；另一方面，银行等金融企业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企业放贷，大量贷款投入资本已经较为充足的行业，造成信贷的低效、重复和浪费。这一矛盾的解决，当然需要依靠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但仅仅依靠市场，又很难圆满解决。为此，必须要建立起规范、有效的金融法律体制，通过金融法的制度保障作用，引导金融资本流向更有活力、更有需求的企业中去。

金融法制需提供金融绩效，降低融资成本。金融法制本意在于防止市场失灵、抑制金融风险，但现实情形却是，金融企业为了使业务符合形式上的金融法制，大量采取不列入资产负债表的“表外业务”等等方式操作信贷，复杂的交易流程，不仅隐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更是无形中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是之故，未来的金融法制变革，在不断提高监管机构规范化金融监管之外，还需要考虑法制实施的明晰、省俭，在防止金融风险的同时，消除制度“负效应”，避免额外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实现金融的有序运行，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题中之意。

“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提出后，陕西迎来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全新机遇，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向好。陕西致力于打造以西安浐灞新区为核心的西部金融中心，建立完善、有效的金融法制环境，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保证。就此，一方面需要紧跟国家金融政策、法制动向，严格执行国家层面的金融法制；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定科学、合理，同时又富有吸引力的金融政策、地方法规，为各类金融机构落户陕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也要不失时机地建立体制、机制导向，帮助金融服务农业、小微企业等富有活力、具有特色的陕西企业，促进陕西经济实现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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