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31日,按照学校录取通知书的要求,我父亲带着我的户粮关系和20块钱、背着铺盖、领着我到位于北关青门村的西安外语学校报到。
我家在南郊的雁塔区曲江公社西曲江池村,当时村里只有初小,我的完小是在北池头小学上的。那年外语学校首次在这里招生,由老师推荐,应届毕业班15名同学经过严格的“政审”、面试、口试和统一中考,最后我和同班同学吕省民两人被录取了。西安外国语学校始建于1963年,每一届在全市只招80名学生。我们是第三届。此前的两届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弟,属于城市户口。从我们这一届才开始招收了15名农村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受到很多人羡慕,也着实让全家人脸上有光。
我们从家里步行到大雁塔,坐5路公交车到火车站,再转乘9路车坐到北关十字,然后步行向北到振华路右拐向西。当我们走到西安十中东南角的路口考虑是否再朝北拐弯时,围过来一群学生,其中一位热情地问我父亲:“大伯,你们是到外语学校去的吧?我们是接新生的。”一听父亲说是的,其中两人马上过来热情地接过父亲身上的铺盖卷,领着我们向学校走去,其余的人继续等在那儿。我们被领到学校图书室报了名,又领我们找到宿舍和床号,帮着打开行李、整理好床铺,然后把领到的3斤“机动饭票”(学生实行包伙,不够时可拿此饭票买饭)交到我手里,又领着我到饭堂打回了午饭才离开。
我端着一碗汤面条和一个馒头回到宿舍,父亲正坐在铺上抽旱烟。我把饭碗递过去让他吃。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你吃,俺娃吃,我不饿。”我再三推让,他仍然不吃。我知道,吃完这碗饭,父亲就要离开我回去了。我虽然已经快14岁了,但因从小体弱多病,非常依赖父母,此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这会儿独自来到一个新环境,我非常害怕,又不敢说出口,心里很不好受。我含着眼泪吃完了到学校后的第一顿午饭。父亲从身上掏出了五毛钱递给我,让我星期六回家时坐汽车用。我知道,家里没有钱,是父亲从队里借了20块钱,给我报名和交了第一个月的伙食费,共花了18块钱。我们来时坐车花了4毛钱,父亲身上只有1块6毛钱,给我5毛他自己身上仅有1块1毛钱了。他肯定舍不得花钱坐车,自己还要饿着肚子走几十里路。因此,我说啥都不肯接钱,父亲硬把钱塞进我的衣服口袋,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痛哭流涕地跟在他后面,把他送到学长接我们的那个地方。这时父亲才回过头对我说:“快进去吧,我走了,记着星期六下午坐车回来。”我站在那儿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完全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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