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回音 我的外祖父和日本外祖母 □白肇中

1912年，关口妇美子（左一）来中国前夕与日本家人的告别照。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年曾受刘东轩夫妇接待的日本学者加地哲定的儿子加地有定，来西安寻找到刘家的后人、刘东轩三女儿刘贤淑一家，图为双方合影。左一为作者，左二为刘贤淑，左三为加地有定。

晚年的刘东轩，双眼几近失明。

西安晚报《西安地理》版7月10日刊登的《端履门的市井记忆》一文，提到了端履门曾住有一位“同盟会”会员刘东轩和他的日本妻子，他们就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

外祖父日本留学结识外祖母

刘东轩先生字景坡，出生于1878年，陕西兴平店张镇西张村人。1905年由陕西师范学堂选拔以兴平县附生的身份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就读。在校期间，经先期到日本、并参加“同盟会”的陕西籍留日学生徐朗西、张凤翙介绍，刘东轩和白常洁（我祖父，后两人成为亲家）、郗朝俊等陕籍同学加入了孙中山所创立的“同盟会”。他们一起在东京积极参与“同盟会”组织的反清活动，并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

刘东轩先生在此期间，因患病住院，结识了在医院做护士工作的关口妇美子，产生了感情，两人于1907年在东京结为伉俪。

关口妇美子是日本崎玉县人，她的父亲是崎玉县当地有名的制作烟花的能手，有自己的作坊，制作的一种爆炸后会放出许多小降落伞的烟花很出名。他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女儿关口妇美子，二女儿关口满喜子是位牙科医生，在崎玉县开设了一个诊所，也嫁给了一位姓吴的中国云南人，结婚后不久吴先生回国。后来得知吴先生回到云南后，得了急性病去世了。为了纪念，关口满喜子把她的诊所改名为吴齿科诊所，此后她终生没有再嫁。

想做的事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辛亥革命后，刘东轩与关口妇美子夫妇带着在东京生的三个子女回国。

刘东轩先生回国后，当时国内政局不稳，所看到的是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官僚到处横行，勾心斗角，并且排挤“同盟会”会员。这一切，让作为“同盟会”会员的他痛心至极。因此，他谢绝了多方邀请，坚决不进入政坛。

为了能为国效力，实实在在地为民众做些实事，刘东轩先生结合在日本所学法律专业，在西安挂起了刘景坡大律师的牌子，成立了陕西第一个律师事务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想做一个好律师也难，开始人们对律师是干什么的还不清楚，但刘东轩先生在接了几桩案子都打赢了官司之后，来请律师的人就多了起来。但好景不长，有一些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律师形同摆设，官司的输赢取决于有无背景，刘先生为此非常气愤。他曾告诫其子女“今后选职业最好是做教师，或经商，不要选那些与政治和官僚们打交道的工作”。就在这时，有位当政者、也是他的同学介绍来一桩官司，来人是陕西某县的大地主，因抢占农民土地，被群众联名上告。听完来人的陈述后，刘东轩先生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受理你的案子，不能为你辩护，因为你没有理，你的官司必输。”来人气势汹汹地说：“我要是有理，还花钱请律师干什么！”这句话极大地触怒了一贯正直的刘东轩，他当即严厉地斥责来人，并把他赶了出去，随即摔了大律师的牌子。

先生随即在西安马坊门开了一间小百货商店，大约两年多时间，因为不会做生意，赊欠太多，赔了不少钱。这时由于西北大学聘他任教，所以就关了商店，到西北大学教书。但由于单凭教书无法养家，适逢有日本人到西安做生意，开设“日系洋行”收购棉花，这个日本人不懂中文，找到刘东轩先生请其协助，聘请他为洋行买办，并全面负责洋行业务。因此刘东轩先生辞去了学校的事，开始为洋行做筹备，在端履门（西安市医药公司处）开设了洋行。接着他到渭南、咸阳等地组织货源，收购棉花。直到1928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皇姑屯事件”，全国民众掀起抗日高潮，各地群众游行示威。洋行的两个日本人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逃走了，洋行也随即关了门，洋行还欠了先生一笔工资。

此后，刘东轩先生曾在陕西省红十字会和陕西省佛教协会等单位协助工作，还根据李仪祉先生的设想和建议，积极倡议和参与筹备渭河水运公司。他也曾为了解决农民灌溉困难，自己设计，自费试制成功农用抽水机。但由于当时无人关心这些民生问题，所以虽经多方奔走，但找不到投资人，只好作罢。

刘家成为日本人的落脚点

在刘东轩先生的一生中，做得最多的、花费精力和金钱最多的，是和夫人一起义务做了大量有关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工作。

当时，在西安生活有好几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由于关口妇美子来得比较早，所以她们都把位于端履门的刘家作为她们的娘家，经常到她这里住，其中来往最密切的是西安东关郗家的松琥露子，她的丈夫也是留日学生。 与此同时，很多来西安或是路过的日本人，几乎都要拜访刘东轩先生家，其中有商人、来中国西部考察的学者、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等。

在刘东轩夫妇接待的日本学者中，有一位加地哲定先生。多年后，他曾在一篇题为《古中国旅行记——秦陇南路旅行》的文中写道：“今天（1925年）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古城西安。……步行八里就是东郭门，再行三里是长乐门，入门即是大东街（东大街），过了兴庆坊进入端履门街，这里住有曾留学日本的刘东轩先生。他的夫人是日本人，同文书院（今日本爱知大学）的学生来的时候都从各地赶来在此聚会，相见难免落泪。思乡之情顿生，相互拥抱、泣不成声。”“这几日，还为腹泻而体虚的两个人熬过葛根汤，病情于是逐渐好转。这时又来了一群人（日本人），相互问长问短、欢聚一堂，到了晚上一起聚在餐桌旁，吃了米饭，睡觉就在楼上的一间屋里并排睡下。”“……今早下了一会儿雨，我躺在刘先生的二楼以消减旅途的劳累，下午刘先生的儿子带我们参观了碑林，……晚上回到刘先生家，先生也从华阴回来了，他告诉我青龙寺在南门外东南五里，有个祭台村，村上有个小学，校内有个石佛寺，这就是古青龙寺的遗址。我想明天一定去看看……”

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日益加剧，地方当局加强对在当地居住的日本人的监管，首先要求将日本人集中起来。当时关口妇美子对来人说：“我嫁给了中国人，我爱我的丈夫，也就爱他的国家。我对日本政府对中国人的不友好行为，深感不解和遗憾。我所做的一切，包括接待许多日本人，都是为了中日友好。我希望能允许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开。”后经多方交涉，当局同意，但要求她加入中国国籍并改用中文名，因此她改名为刘文英。由于繁重的家务劳动和频繁的接待事务，加上精神上的打击，使她积劳成疾。1929年5月，四十五岁的她就过早地告别了人世。

刘东轩夫妇育有八个子女。在关口妇美子去世后，子女们在各地工作、生活，有好几个子女还早逝。加上时局动荡，刘东轩先生的日子很是孤苦，辗转居住了几个地方。到了晚年，他的身边只剩下三女儿刘贤淑，也就是我的母亲。1948年，刘东轩先生去世。

解放后，由于刘东轩先生的这桩涉外婚姻和他的涉外交往，给后人制造了不少麻烦，各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我母亲刘贤淑一直不愿谈及此类事情，所以这段家史就被尘封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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