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作者(右)陪著名作家萧军参观大雁塔景区。
1982年,作者(右一)与贾平凹(左一)陪著名作家汪曾祺(右二)、林斤澜(左三)、刘心武(左二)、孔捷生(右三)游览大雁塔。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市文联创办了一家文学刊物《长安》。编辑部在教场门警备区招待所,后搬迁到莲湖巷。它曾经是新时期一代作家耕耘的园地,在西安是除了《延河》之外的另一个文学中心。
我曾在《长安》做编辑、主编。当年《长安》编辑部内外曾发生过属于那个时代的不少有趣的事,尤其是许多著名作家做客《长安》,令我记忆犹新。
牛汉让我真正懂得了诗
牛汉,是我所敬重的诗人,他有好几回来西安,我们一起散步。与他结识,使我真正开始懂得了诗。他的《悼念一棵枫树》,当初发表于《长安》。
我告诉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有幸得到过几本“七月诗丛”(牛汉属于七月派代表诗人),其中尤为喜欢他的《彩色的生活》。 卷首的《鄂尔多斯草原》,我读过多遍,并受其启迪写过一首《高原脚夫》,后入选《中国当代青年诗选》。后来,我得到了他辗转送我的诗集《海上蝴蝶》,这是诗人创作生命复活后的第二本诗集。
四位著名作家莅临西安
1982年春,汪曾祺、林斤澜、刘心武、孔捷生一行来到《长安》编辑部。我和贾平凹去火车站接站。
接到他们在公交车站等车时,刘心武说,噢,你是和谷,有个老作家叫和谷岩,比你的名字多一个字,你们是一家子吧?我说,我的先祖元朝时世居铜川,秦汉时由羌族同化的,和谷岩是河北人,远祖应该是一家子。刘心武的《班主任》,汪老的《受戒》,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风靡时下,为一代读者所倾慕。伤痕文学新锐孔捷生,名气也不小。但当时接待他们,全然没有什么规格,挤公交车或徒步,在西安城四处游逛。从在大雁塔的留影看,一律的灰色中山装,穿着都很简朴。我们一起走到大雁塔十字,却不见汪老了,林斤澜做了个饮酒的动作说,他一定是来酒瘾了。我们一行进了路东的国营食堂,果然见汪老已经买了酒,正端着小瓷黑碗仰头畅饮。林斤澜开玩笑说,你怎么不顾弟兄们,自个吃独食呢?大家坐了下来,要了简单的酒菜,吃碗面,扬长而去。
我为此写了两篇专访给了已调入《西安晚报》的商子雍(曾供职于《长安》),很快发表了。
萧军来西安寻找青春
1983年夏天,《长安》编辑部邀请老作家萧军来西安,由女儿萧耘陪同,下榻于钟楼饭店,我负责接待。
萧军当时已有七十六岁高龄,白发苍苍,敞着半旧的劳动布上衣,穿一件系背带的蓝布灯笼裤。他不停地吸着工字牌雪茄,谈笑风生,慈祥的面孔流露出一种童心的可爱。他以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轰动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与鲁迅、毛泽东的交往留下了许多传奇。在西北大学礼堂,他应邀为大学生们作报告,讲他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翌日,又在人民剧院为《长安》青年写作讲习所的学员授课,解答听众的提问,人群簇拥。萧军曾多次来西安,此次重返西安,他说是想寻找自己的青春,寻找四十多年前留在古城的足迹。那年他应丁玲、聂绀弩之约参加西战团来到西安,与萧红双方同意而分手,之后去了兰州。另一次来西安,与舒群自重庆转经这里上了延安。这次离别西安时,他向《长安》编辑部赠送了他的几本书。 他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原野集》题签,并书写“诗魂”二字赠勉。他爱拐杖,执意买得两根带回北京,说是家中已有六七根拐杖了。
骑自行车接莫言
莫言来西安,我和贾平凹骑自行车去火车站接他,在接站口,我们捡来一片硬纸板写上“莫言”二字,惹得周围人质疑,以为不让他们说话。谁也想不到,就是这个莫言在多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朦胧诗代表人物顾城曾来《长安》做客,他戴着那顶北京街道办工厂自制的木工帽子,羞涩而内敛。他的名句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他之后隐居新西兰,在寓所因婚变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
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刘绍棠来西安,他很爽朗,我和白浪陪同他去了临潼,那天雨下得很大,我们在华清池打着伞照了相。他擅长乡土文学,十三岁开始发表作品,曾被誉为神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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