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步青长篇小说《龙尾堡》的艺术品格

文化积淀厚实，文学情结浓郁的三秦大地总会给中国文学带来不胜惊喜，严步青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面孔，一出手，便是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力作——《龙尾堡》，且广阔浑厚，品格不凡，不但同样继承了陕西作家群地域书写的传统，而且有了新的视界和新的丰富。

地域性书写及其文化性格呈现一直是当代陕西作家群的主要特征之一。新时期以来，三秦自然地理板块及其文化性格先后蕴育出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个性鲜明、地域文化情结浓郁的大作家，他们笔下的人文历史地理及其文化性格描绘出了陕北、关中、陕南独特的艺术世界，使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大视野得以丰富和精彩。但是，长期以来，作家着力于秦东的上乘作品鲜见，这无疑对于地域文化性格突出的陕西文坛是一大遗憾。怀揣文学梦想的严步青，积二十余年之心血，屡次另起炉灶，终而完成的《龙尾堡》，以秦东古寨龙尾堡中严、郭、马三个家族的纠葛争斗故事叙述，真实再现了发生在这方热土，上起清末甲午海战，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下迄土地改革近70年波澜壮阔，令人叹嘘的历史图景，史诗意味浓厚，笔调流畅洗练明快，人物个性跃然，格调广阔雄奇，可读性很强，堪称秦东长篇小说的一座丰碑，东府历史的一幅《清明上河图》，不失为陕西近年长篇小说的又一重要收获。

《龙尾堡》的地域文化画卷以朴素的现实主义笔调着墨，除了细腻描绘当地独特的人情世故，历史风俗而外，着力勾画了“尚武”“崇义”的民间集体精神取向。相较之于西安与西府的礼严，东府之义则更胜一筹。对于观念性的精神价值在文学中的呈现，很容易导致概念先入为主，要么损伤真实性，要么概念化，使文学性臣服于观念。《龙尾堡》成功地规避了这样的风险，选取了以故事经营人物，以人物经纬故事的方式，着力于人物固有的性格行为叙述，通过因果辩证，行云流水般传导出文本内在的价值判断尺度，避免了呆板、僵硬与枯燥。作品勾勒的价值体系是以善为轴心的善恶、义利博弈中的“五义”精神图像。“五义”包含了正义、道义、仁义、信义和侠义等，这些精神诉求，无论是严裕龙之仁义，还是郭明瑞之狡邪，抑或麻振武之歹恶，王寅文之卑鄙，或正面刻画，或暗中褒贬，或命运推演，在官、匪、绅、士、兵、民、妓诸色人物混杂的纷纭世界里，如森林中之阳光斜照，或明或暗，隐约其中；又如草蛇灰线，明灭自在，萦怀其间，使艺术品色陡增，地域文化色彩更浓，故事根脉气韵丰沛。

《龙尾堡》还成功塑造了系列典型化人物，麻镇武、王寅文这两个人物具有创造性突破。现实主义作品需要相当的笔墨放置在典型化人物塑造上，作品中严裕龙的仁善、刚正和道义以一贯之，但是仅仅如此，即便笔墨着力再多也可能流于概念化。作品巧妙地设置了严裕龙与义妹水云的情感纠结，则使之丰满圆润起来，也恰恰是如此婵娟难圆，情挚如江的情惑，将一个美貌如仙，善良慧心的水云，推到一连串的命运跌宕起伏中，遭受难以控制的命运颠沛和婚姻不幸折磨打击后，水云邂逅义匪马山虎的呵护获得真爱不久，即被活埋。很显然，水云的悲剧命运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是触动了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文学还有一种审美，确切讲是审丑，同样可以触动人心内在的神经。《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是如此，而《龙尾堡》中的两大恶人麻镇武和王寅文亦有此效，只不过是恶中之大恶，恶至极致，便成为这个作品中塑造最饱满的两个人物形象。麻镇武和王寅文的典型性，不由使人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的高里奥和伏脱冷刻画之妙趣。麻镇武之恶在于毫无底线与立场，无论做官还是为匪，无论身在国民军还是另投镇嵩军，他都坏事做尽，生存似乎是他选择的唯一信条，为了牢固地控制临晋，可以在敌友之间毫无原则地翻云覆雨。相较于麻镇武，他的军师王寅文则是另外一种恶，是彻彻底底流氓政客之恶。相比较麻镇武而言，王寅文有着自己的大抱负和大理想，也有足智多谋的一面，而后者之阴险奸诈则远胜一筹，鲜有人能及。

文学的本质在于其固有的创造性。《龙尾堡》的创造性不仅在于真实生动地还原了那个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动荡岁月，揭示出生民多艰，世事难料的悲欢离合根源，还呈现出了特定地域的特定文化性格，成功塑造了系列人物形象，表现出宏阔深刻，冷峻客观的史诗性品格。■冯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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