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云儒：万里丝路上的中国书艺

中国书法走出去的文化基础

（在罗马讲中国书艺之五）

文/萧云儒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象形文字，看似孤立于世界文字之林，其实在很多方面有着与世界文化和现代文化接轨的基础。

第一，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的孤独性，反激出交流世界、融入世界的热切要求。

方块字是一种倾向于视觉艺术的符号，它以直观视象为基础，表形、表音、表意同步传输。中国文言书写将语言文学化，而产生有别于口语的书面美文和文言美文。由口语到书面语言，是中国人梳理、深化自己思考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书写就是思考，在书写中思考。这使中国书写深深植入民族的思维和人文历史之中，成为民族思维的重要表征。

中国书法艺术更将文字的书写由表达符号提升为艺术符号，在文辞美的基础上，兼具结构、线条、水墨等造型美，并以文辞美、造型美同步倾诉书者的内心世界。这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倾向于“文”（人文，包括论道致思、文学、纹饰即美术），倾向于直接的直观的感悟。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中国文字和书法有一种孤独之美，它导致中国人形象、悟象、灵象思维的独特发达，并构成了整个思维的东方色彩。

拼音文字更倾向于听觉，这使西方社会更看重听觉艺术，如音乐。西方文字和口语的同音，两者难于分离，难于像中国那样产生与生活口语相分离的只用于书写的书面语言和文言文。由于西文不表形只表音，由音到意便需要经过翻译、分析，是一种间接的转译符号。这使得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分析的、逻辑的、实证的思维更为发达。今天，世界文化已经由早期的隔离发展阶段、中期的竞争发展阶段，进入当代的综合发展阶段。世界和中国都有强烈双向交流的需求，都希望在交流中互适互补互惠。这种希望不止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在交流中的共进，更表现在文化和思维交流共进的迫切要求。外语的普及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青年一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有目共睹，同样，随着世界学习中文和中国书法初热期的出现，中国文字思维将会怎样地营养和影响人类，也完全可以预期。也许这才是“孔子学院”最深刻的意义。

第二，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的变异性，在世界华语地区和一些周边国家扩散出两个泛汉语、泛汉文的文化圈，它们是中国文字和书法走向世界的桥梁。

由上亿人构成的世界华人和华裔的汉语地域和社区，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向世界播扬的桥头堡，是早就存在了几百年，而且早就融入了当地社会和文化场的“孔子学院”。华人华裔圈的汉语、汉文和汉字书法，为了适应各自的交流环境，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异，这种变异了的汉文、汉语和汉字书法，形成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走向世界的第一个泛汉语、泛书法文化圈层。

另外，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汉字曾经是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在东亚汉文化圈内，汉字和日本语、朝鲜语、越南语，以及我国苗、壮、瑶、侗语等准汉字和非汉字，加上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方块苗字、方块布依字，和越南喃字、日本假名、朝鲜谚文等20多个民族借用、借源于汉字创造的本民族文字，形成了“一母多文”“一文多语”的文字传播圈。在这个传播圈内，中国书法艺术以程度不同的功能变异、形符变异、体式变异的形态发展着。有的照搬，有的假借，有的转注仿制，有的变异新创。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保存得较好，中国书法在那里至今仍极有活力。这种以汉语、汉文为基础和核心的“一文多语”文化圈，是汉文、汉语和汉字书法走向世界的第二个泛汉语、泛书法文化圈层。

这两个泛汉字、泛书法圈层，在几百上千年中为汉字和书法文化走向世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中国文字和书法非具象的原生表达精神，和“以形写意”“观物造像”传统，构成了中国书法与现代文化接轨内在的通道。

近代白话文的出现，改变了“文”与“言”分离的状态，以古文为基础的书法出现了非生活化趋势。书法的书写内容和表达方式，与书家在当下生活中的表述方式严重脱节，出现了书法很难用白话文表达当下世人情怀，只好沿用文言诗文来苟延传统的双重渠道。不变不行、变又困难重重。书法从诞生那天起，千百年中被古典诗文涵养的那份“胎里带”的高雅，在这种转型中将遭受冲击。没有了这份古典的高雅，书法情何以堪？又如何自处？

不过我们又分明看到，传统书法与现时代接轨也并非没有基础。近几十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在发掘、加固这一基础，并卓有成效地实践着。这个内在的基础，就是刘骁纯命名的“书象”。按旅法现代书象艺术家吴华的概括，这种一脉相承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书象”艺术链，由原始彩陶符号和纹饰、古代易象与书法、现代符象与书绘等，共同构成了连贯几千年的中国“书象”艺术现象。“书象”艺术将真切的图形提炼为各种线条和几何图形的刻画，形成了中华特有的非具象艺术。

这种“书象”艺术远非中国才有。在西亚，远古的美索不达米亚符象与楔形文字、埃及图文并茂的圣书字、3世纪前后美洲的图形亚玛文字等，西方称之为“文字与图像”，其实都类乎中国“书象”。人类文字史上这种世界性现象，正是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又一通道。汉字与书法点、线、面表现的视角特色，以及其空间布局、水墨趣味，与现当代艺术的一些手法也非常接近。特别是行草书，由于更加远离表述对象的原型，非具象艺术特色更为明显。抽象的线条飞动，一定程度抛弃了象之形，而转换为心之绪。欣赏者可能不拘泥于书法表达的具体内容，而更关注线条运动中流动的情绪。

正是这些沟通的内在可能性，造就了吴冠中大师的创造性探索。他在回顾自己探索之路时说：“今日看，书法的构架、韵律、性情之透露，都体现了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归纳与升华。”“我立足于汉字家园，力图孕育东西方都感惊喜的怪胎——混血婴儿。生活变、时代变、文字变……书艺觅新知、觅新的造型美。”

当然与此同时，在书法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国粹的文化安全问题，又尖锐地提到了我们面前。在书法现代转型过程中，由于外来表音词的大量渗入，现实生活“言”的通俗必然冲击古典表述的“文”之高雅。“文言分离”，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书法艺术的文化内容与表达形式的和谐结合。中国文字文学之美和中国书法艺术之美的分离，极有可能伤及中国书法高雅的本质。再加上当下汉字书写键盘化和网络语言对汉字规范化的严重冲击，让人不能不为书法的未来担忧。苟如此，古埃及文字被罗马拉丁文字所替代的历史恐将重演，几千年中华文明以文字为主干的延续将被危及。如何处理好中国书法在现代转型中的这个悖论，尽量降低书法现代转型的成本，避免书法国粹传承中的安全风险，是一个极需审慎对待、认真解决的问题。

2015.10 西安-罗马-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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