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水井街的睦邻

□周成民

在西安的甜水井街，我家曾居住了半个多世纪。

我家的门牌号是东西甜水井街甲字64号。从1943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拆迁改造，我家一直在此居住。在这个院子居住的，除了我们一家，还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众多住户。

从南四府街乔迁到甜水井街

东西甜水井街甲字64号院落是我父亲购买置办的。

我家原籍三原，从祖父辈就来西安发展。父亲一开始在东关中药行当学徒。他上过三年私塾，有一些文化功底，人也比较精明，学徒期满后，家里便把位于广济街十字东南角的祖产景源德纸店交付父亲经营，生意还算不错。父亲在北教场巷买了一处房子，在后院的空地办起了小型的肥皂加工厂，自产自销，门市就在南大街中段路东的47号，时间不长“南四七”就在古城名声远扬，非常红火。由于他经营有方，经济收入日增。

我家当时在南四府街居住，1938年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后生下我的姐姐，1942年我出生后，父亲便萌发了要为孩子置办产业的念头，加上南四府街用水不便等原因，父亲于是托当时的“房打战”（房屋买卖中介人），在离此仅隔一条报恩寺街的东西甜水井街，购买甲字64号房产。看过房屋谈妥价钱后，于1943年11月在一张尺半见方的白麻纸上用漂亮的小楷写了一份红契，验房付款双方画押，这个院落从此便改姓了“周”。不久，用这个契约办理了当局发放的房产证。从这张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契约可见，新购的房子框架尚可，但从那少窗缺门的状况来看并不够住人的条件。父亲很认真，也很爱好（陕西方言，意思是整洁干净），先请来泥瓦匠，从屋面到地面、从隔墙到界墙全部修葺一新，又请来木匠添补了缺少的门窗，再让油漆工用黑、红、粉三色油漆给所有的门窗和隔墙刷了漆，上房和过厅的帘架和风门上的彩绘也被更新。此外，还在后院月台西侧紧靠大红门的厦房修了一孔十多平方米的砖窑，顶上有一个平台，冬天窑洞里可以存放一些东西，夏天能够纳凉，用途多多。父亲在外面忙事情，多数时间是母亲领着姐姐抱着我在此监工。经过几个月的维修，一个崭新的院落取代了原先破旧的院落。

父亲当时住在上房的西屋，大约有三十个平方米，是他的卧室和客房，母亲带着我和姐妹住在东屋，通楼和后门道放些杂物，日积月累东西也不少。父亲辞世后这些东西变卖成钱，便是母亲养育我们的“救命稻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父亲的床前有一个可折叠的五扇屏风，展开后就把房子隔成两间，里边放床和立柜作为卧室，外边有方桌、茶几、沙发、写字台、书架，一幅装在镜框中的孙中山先生的巨幅彩色照片挂在东侧的木板隔墙上。父亲还在墙上挂有字画，房间也有了些档次和文化氛围。房前的庭院种花植树，一年四季总有绿色相伴，还有一个四尺见方的大鱼缸，多色金鱼游在其中，闲时观看鱼儿游动，感到非常恬静。

在这个院子里生活，有父母的恩情、姐妹的亲情和邻里的友情。每逢冬日，父亲总会想方设法买来不少食材做一个陕西风味的火锅，有时他还会买些羊肉，自己炖肉烙饼来做一顿好吃的羊肉泡馍。父亲擅长做饭是奶奶的亲授，后来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让我终生受用。

印象很深的是过年时节，腊月二十三刚过，家家都在忙碌地准备着，扫房、洗澡、理发、洗衣、祭灶、蒸馍、做菜、守夜，给灶王爷的供品中最好吃的是麦芽糖疙瘩。除夕夜的鞭炮声连续不断，到了初一，各家各户便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互相登门拜访。初四过后，天刚麻麻黑孩子们就打着自己舅家送的灯笼聚在一起玩耍，按照生肖的不同，有羊灯、马灯、猴灯……另外还有莲花灯、四亮子灯、飞机灯、玻璃灯，最多的要数比较实惠的火葫芦灯，圆圆的造型、红色的外衣、蜡烛的火苗显示了团圆和红火，小孩子们碰到一起便会比谁的灯大、谁的灯好。当然也有不小心让烛火把灯烧了的，大家凑到一块起哄，烧了灯的小孩第二天又会拿一个新的灯出来。

一年四季在温馨、平静的氛围中度过。但家里这时却遭遇了不幸，父亲在这个由他建造的环境中只度过了十五个年头，便在刚过51岁的1958年离开了我们。自此，家中没有了直接收入，母亲挑起了养活全家五口人的重担。她含辛茹苦地操劳，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我和姐姐相继考上了大学。我们是全院所有孩子中仅有的两名大学生，这少不了父亲的教导和母亲的养育。我的婚礼也是在这个院落内完成的，新房就在父亲生前居住的卧室。

关系和睦的邻里

东西甜水井街甲字64号属于二进院的大杂院，全院二十二间房，分前后两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我们院子住户不下三四十家，有居住三五年的，也有十多年的，最长的竟有五十二年，直到城市改造拆迁后才搬走。只要房子一空下便会有人来求租，很少有闲置的时候。租住其中的人员各色各样，有城市平民、小商小贩，有来自河北、天津一带的支边人员以及由安徽、湖北来的建筑工人，等等。

临街门房一位席姓的山西人开了一个杂货铺，是当时这条街上居民购买日用品的所在之一，在他那里一分钱租一本的武侠小人书《五凤楼》《昆仑三侠》《龙虎风云》等，是我们年少时接受历史启蒙的一个渠道，而他销售的弹球、洋片、氢气球、叮当等则是我们喜爱的玩具，他卖的油盐酱醋日常用品，也使我们不出院门即可购到。席掌柜走了之后又相继有两户人家在此开了理发店，成为这条街上唯一可以“美容”的地方。住在这儿的一位姓练的安徽人是建筑工人，很喜欢我，就是他教我掌握骑自行车的要领，他的工作单位后来转到外省，临走时我们彼此依依不舍，他特地送了我一张签过名的照片，我至今仍保存在影集之中。抗日战争后期，前院东厦房住过一个日本商人，汉语说得很好，根本看不出是外国人，待人也十分和气。在他居住的一两年时间里，并没有发现什么不轨行为，但说不定是一个以经商为掩护的间谍，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日本投降后他便悄悄地溜走了。这三间房后来还住过小贩、工人。我的舅舅住在过厅西侧两间，与我家同时搬来同时被拆迁。他做些小生意，卖过菜，也在夏秋之际卖过甜瓜、西瓜及应时鲜果，还曾在门道安了一台弹棉花机，弹些被套、褥套及生花之类的东西。由于他为人豪爽，街坊邻里无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都会热心地去帮忙，在大家的心中有很高威信，我的父亲离世之后我们家很多事都是他费心料理的。后院西厦房住过一位姓霍的中医药剂师，为人忠厚老实，经常给人帮忙，特别是在看病抓药方面是院内住户的参谋，大家都喜欢向他请教。西厦房靠月台的一小间曾住有一位土地庙什字天主教堂的修女，东厦房独居了一位郭姓病人，自己做饭，自理生活，尽管手指四肢均活动不便，但其头脑清晰，经常给我们讲些很有趣的故事。母亲看他行动困难，有时做了好一些的饭菜还专门给他送去，几年后他搬走了，邻居们都有些想念。接着入住的是河北来的杨家，祖孙三代，除老太太和一个耳聋的儿媳妇以外，其他人经常都不在家，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倒也很清静，晚饭后或星期天杨家的二少爷便拉起了胡琴，悠扬的琴声由屋内传出，给院子增加了欢乐的氛围。那时广播尚不普及，他能够自拉自唱，歌声伴着琴声，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享受的一点艺术。后来父亲让我也学习胡琴，虽然可以演奏一些乐曲，但要配上自唱确实不太容易。

在诸多住户之中，职务高的算是住在西厦房的一位来自天津一家公司的工段长，属工人阶层中的优秀人物。这位戚姓的女主人常给我们讲些天津的趣事，也炫耀大城市的繁华，这不仅让大伙开了眼界，也是我后来非要到北京去工作的一个诱因。她家搬走之后，这两间房曾有很长时间是一个制作面筋的作坊，洗面筋的工人十分卖力，每天要洗六七袋五十斤重的面粉，销到市内的一些饭馆和小贩手中。接着来住的一位是某税务部门的纪股长，解放前人们对国家行政机构的编制全然不知，听到带“长”字的称谓不免肃然起敬，加上来访问纪股长的客人对其毕恭毕敬，他本人也穿着入时，年岁不大却显得道貌岸然，遂被邻里视为大人物，后来才知道那是比科长还低一级的职位，大概也就管两三个人吧。

全院中文化最高的是一位齐伯伯。他是位于冰窖巷的陕西省高等法院的法官。齐伯伯身材魁梧、风度儒雅、气质庄重，每天上班正装革履，腋下夹一个皮质的公文包。齐伯伯一家五口人在西安快解放时租住我家前院的三间东厦房，大概是1952年前后又换到过厅东侧。上世纪七十年代齐家搬离了甜水井街，住到咸阳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我曾去过一次，屋子很小，自此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在漫长的岁月中，大院里居住的人员构成多样，大家各自谋生，日子过得平静恬淡，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吵架打斗的事件，大家彼此往来密切，互帮互让，关系和睦。

“文革”中，东西甜水井街被改名为东昇街，我们院子改成了71号，“文革”后恢复原名，我们院子成了东西甜水井街36号。上世纪九十年代，甜水井街改造拆迁，我们居住的老房子也彻底消失了，原址建起了一家艺术幼儿园。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新闻推荐

4000多名毕业生 春季双选会上求职

3月26日，西安科技大学2016届毕业生就业春季双选会在临潼校区体育馆举行。现场纳贤的262家企业、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安徽等省市区，提供了7700余个岗位，涉及煤炭...

西安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西安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