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农歌会之前,苏文捏了一个泥塑,表达自己必胜信念
在目前陕北老年民歌手相继离世,在世名艺人稀如辰星,中年歌手青黄不接,出现严重断层,青年歌手城市化严重,逐渐趋向变异的当下,陕北民歌和他的歌者的命运不得不让我们开始担忧。无论是出于文化保护目的,还是出于人文关怀目的,对民歌手予以关注都是十分必要的。
上赛场还是交首付
自从前一段时间获得2016年(中国农民歌会)西北五省区总决赛冠军、西北五省区农民歌王称号之后。27岁的陕北民歌手苏文明显忙了起来。两天前他受邀回陕北老家唱庙会,“那可是一个很大的庙会,有许多知名的陕北民歌手参加”,而且还有一笔很不错的出场费。
出生于榆林市清涧县双庙乡李家山村的苏文,受文艺世家的熏陶,从小喜欢唱陕北民歌,“但在乡下农村,这样的文艺天赋,也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强项,从来不敢想着能成为成人后的谋生手段。”
初中毕业后,父亲为他选择了三条人生之路:做厨师,起码经常会有肉吃;当司机或安装铝合金门窗,虽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也算新兴行业,貌似前途无量。但是苏文靠着耳濡目染,学会了雕塑。每次庙里佛像开光的日子,都会请民间文艺团体演出庆贺,陕北民歌是少不了的节目,这个时候,苏文禁不住也会上去亮一嗓子,“从台下的观众掌声里,我感觉自己唱得还不错。”
不久,演出队打来电话,让他立刻赶往城里,唱两首陕北民歌“救场”,这一次,他拿到了200元的出场费,从此走上演员之路。但是这样的演出并不固定,苏文就参与到多个演出团队,甚至做雕塑贴补生活。陕北民歌的受众以中老年为主,苏文还要演唱流行歌曲,满足年轻人的喜好要求。
2008年夏天,自觉“在乡下没有前途”的苏文,只身来到西安,想找一个以唱歌为生的工作,老乡让他去东郊的金延安饭店碰碰运气,“我从早上,跑到半下午,终于找到地方,总算争取到了试工的机会,成了驻店歌手。”
苏文不抽烟、不饮酒、不喝碳酸饮料,甚至连刺激性食物也拒绝,他说要爱惜自己的嗓子。他整日穿梭于多个演艺场,为自己在都市内的生存努力打拼。这个80后的陕北小伙子自信时尚,他在西安已经娶妻生子,不打算再回老家继续父辈们的生活了。接踵而来的比赛获得的荣誉,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但现实的生活让他明显感觉到不敢有一丝松懈。过两天他还要去参加中国农民歌会总决赛,会耽误十多天时间,好在所有盘资都由主办方报销。
未来还会不会以唱陕北民歌为生,苏文心里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想抽出机会,把雕塑技艺再提高一下,将陕北泥塑也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眼下让他头痛的却是,用仅有的积蓄去交个买房的首付,还是也像其他民歌手那样,上一次《星光大道》,毕竟改曲谱、请乐队、邀请伴舞演员等等,都需要花钱的。
现在的收入有些入不敷出
陕北民歌主要靠爱好者的口传心授,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陕北民歌手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他们一路走来,个个艰辛颇多。“主要还是爱这个,没办法。哪怕不吃饭,每天都要唱两段,这样心里就舒服多了。”步入不惑之年的冯晓红在西安唱陕北民歌为生已经整整十个年头,灰黑色的皮肤还残留着陕北风沙肆虐的遗迹,他沉稳寡言,一脸平静。他总强调自己的普通话已经很标准了,但还是有明显的陕北口音,模样更像是一位乡中心初中的语文老师。
冯晓红小学没毕业就被家人喊回家放羊贴补家用。16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位说书艺人,冯晓红再也坐不住了,丢下放羊鞭子,就拜师学艺离开了家。“那个时候我们村还没有通电,家里穷得连我两年100元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掏不起。说唱陕北说书,一是我喜欢文艺,第二个也想学一门能吃饭的手艺。你们问我为什么不去上个艺校,我也想呀,可是哪有钱呢。”
然而遍布乡间的民间艺人都给了冯晓红学习借鉴的机会,“就是不管红事、白事,小孩过满月、村里耍热闹,我都去说书、唱民歌。”十七八本全国和地方的获奖证书和摆满桌面的奖杯、奖状,证明着他是一位实力派的民间艺人。今年5月,在全国大中学生文艺汇演中,他受邀表演的陕北说书,一同上了央视的直播。
“我是酒店从陕北请过来表演陕北说书的演员。但为了满足顾客要求,陕北民歌也要唱,作为一个艺人,必须多才多艺。”冯晓红在手腕和小腿上绑上竹板,一把三弦在大腿上一支,顿时铿锵有力的陕北说书响彻整个房间。冯晓红的妻子静静地坐在旁边倾听,结束后必须提意见和建议。虽然唱了20多年,冯晓红对自己的艺术水准一直要求苛刻,力争精益求精。
他在西安买了房,还置办了商铺,妻子和两个孩子言行和举止,比他的西安味还要地道。但冯晓红却时刻感受着维系生活的艰难与危机。“这一两年来酒店的生意不好,演出普遍减少,听我说书的主要还是老主顾。”每月2850元的房贷和一家人的生活费,让冯晓红每月的工资收入显然不够用,“要是商铺能租出去,负担就会轻一些。本来还想做个买卖,一直想不出好项目。”
面对生活压力,冯晓红却有着自己的原则:那些低俗的演出给钱多少都不会去。他说陕北说书里弘扬正能量的内容不少,作为一个陕北艺人,必须肩负传承陕北文化的义务,“我在陕北大舞台每周有两次演出,钱虽然不多,可人家一个外地人都能搭建这个文化平台,我一个陕北艺人当仁不让地要支持。”
女演员的生存压力更大
艺校毕业的李春茹可谓科班出身,她曾是家乡米脂县秦腔剧团的一位旦角演员,在《游西湖》《窦娥冤》《屠夫状元》等传统戏中扮演女主角。“唱了10年秦腔,我对戏曲太有感情了。每年都要从正月唱到9月,拿着锅盆走村串巷,捆扎铺盖的绳子都磨断了,工资却不到100元。”为了多挣钱,她和做琴师的丈夫一同来到西安,在酒楼唱陕北民歌推销白酒,专业的演出和一副亮嗓子,让她和酒楼都红了。
“然而要想在西安的演艺市场生存,女演员必须比男演员还要卖力,女人要当男人用。”当时李春茹和其他演员一样,卖一瓶白酒要唱三首歌,有时一天就要赶五六个场子,唱近百遍陕北民歌,但拿的却是1850元的固定工资。
如果辛劳咬咬牙还能挺过去的话,客人对歌手的不尊重,成为女演员挥之不去的苦恼。有客人自恃有钱,甩给歌手200元,说:“你给我往死里唱!”歌手想增加收入,就要靠客人的小费,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都不会拿钱,只是唱三首就不唱了。“有时生意忙,点歌的客人多,但有些人就让我们一个劲给他们一桌唱,稍有怠慢,就嚷叫着不付酒钱、不埋单,甚至借着酒劲骂人、摔瓶子,叉着腰指着演员鼻子呵斥:把老板叫来!”老板来了自然还要指责演员惹客人生了气。“有委屈也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流,还要装出笑脸继续唱。有时也想撂挑子不伺候了,但不唱歌又能去干啥?家里还等着寄钱回去哩。”李春茹说:“这样的客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我们演员也是人,也有尊严。”
多个陕北民歌演员向记者坦承: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再从事酒店演唱这个行当,除了辛苦,难以出人头地,更因为有些顾客借着酒劲在女演员面前胡搅蛮缠,甚至动手动脚,想起来感觉就很屈辱。
演出市场对演员和伴奏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以前仅有的电子琴伴奏不行了,现在需要乐队,就在这种境遇之下,伴随收入下降,李春茹的丈夫转做了生意,李春茹还在四处奔波去演出。
李春茹一直将上小学的孩子在校外托管着。“想孩子呀。但有时一周都见不上一面。原本想趁着年轻生二胎,可目前这忙碌的样子,几乎不可能。”
陕北民歌整体生存状态堪忧
长期从事陕北民歌搜集整理的榆林籍文化干部周金平告诉记者:陕北民歌历史悠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阶段,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改编了大量的陕北民歌,对团结军民、鼓舞士气、开展生产自救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陕北民歌一时间红遍全国,也掀起了传唱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改革开放后,榆林一家酒厂借鉴外地酒厂促销方法,就是顾客买酒能免费听到歌手现场演唱的陕北民歌。
西安的陕北风味酒楼食府,迅速聚集了130多人的这类歌手,他们每人月收入3000元以上,拿一两万元的大有人在。加上赶场子的专业演员,有200人之多。2009年之后,随着这家白酒企业受到冲击,在西安的陕北民歌手开始出现分化转型,在各种比赛中屡获佳绩者算是小有成就,他们远走北京、深圳、上海、南京等地,“上得了舞台,下得了场子”,身价飞涨,常和国内一线演员同台演出。还有大部分人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演绎民歌而转行做起生意。还有四五十名将西安市区作为根据地的陕北民歌手,他们的舞台或是都市演艺场,甚或是开业典礼和婚丧嫁娶的文艺演出现场,他们用最原生态的声音演唱,同时还承担着向广大群众传递陕北文化的重任,这些被誉为遗落在民间的“精灵”却只能获得微薄的报酬。
省音协党组书记尚飞林说,陕北民歌遭遇尴尬,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现在陕北民歌的状态是,在选曲、唱法等方面还不够“土”(原生态),在舞台造型、编排等方面又显得太“土”。作家马治权究其原因认为:舞台形象和选的歌都太“俗”,许多陕北民歌已经被唱“烂”了,羊肚子手巾的形象也太格式化,缺少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身为民歌艺术家的王向荣对民歌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也怀有一种忧虑感。他说许多民歌手包括专业歌手也能将《走西口》唱得圆润婉转,如泣如诉,但缺少的就是那一份揪人心魄的东西,王向荣说,是那片土地,是对贫瘠的二道圪梁无限的热爱和忧伤使他的歌不同于任何人。
西安财经学院任思谕教授多年关注陕北民歌和民歌手的命运走向,他从自己的调查结果看出了民歌手的生存现状十分令人堪忧。在他看来,陕北民歌走到今天,可以说是危机重重,不创新不行了。当然,这个创新依然得在“原生态”上做文章,得下到田间地头去找感觉、找歌曲挖掘素材,再经过精心的策划、编排,力求突破。在此基础上,政府的重视是对民歌手最大的鼓励,只有陕北民歌有了更广阔的文化市场,陕北民歌手的生存窘境才会得到根本改观。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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